透过历史的层层迷雾，回望一千多年前屹立於东方大地，强大而繁荣的大唐王朝，苍凉之情，唏嘘之慨，不禁油然而生。

　　在辉煌的七世纪，大唐王朝的疆域；最东涵括朝鲜半岛，最西亘至咸海之滨，最南抵达越南全境，最北绵延到广袤的西北利亚。大唐王朝，君临天下，威振八荒，并以海纳百川的博大，恢宏自信的气度，在华夏的土地上生长成为一个无比辉煌，无比强盛，无比荣光的盛世。八表九极，神韵悠扬，令人魂牵梦萦，无限神往。

　　追寻煌煌大唐王朝的辉煌踪迹，必须从“贞观之治”开始，是“贞观之治”成就了辉煌的大唐王朝。

　　所谓“贞观之治”，是史家们对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的贞观年间（公元626-649年），天下大治的称谓。

　　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是治世，最起码可以从两点考量：一是人民是否安居乐业；二是牢狱在押人口与国民人口的比率。一个靠铁拳和铁窗治理的社会，肯定不是治世。《贞观政要》载：“是至四年，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其意思为：到了贞观四年（公元630年），被判处死刑的，全国只有二十九人，刑法几乎要闲置不用了。这就是治世。

　　治世必先治国，治国重在治官。距今己近一千四百年的唐太宗皇帝是如何治理官吏的呢？

　　贞观元年（公元626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官员贵精不贵多。滥竽充数的官员，如同画地作饼，徒劳无益，请你们认真想想这个道理。要编定官员的职数，据此裁汰官员。房玄龄们立即行动起来，将全国文武官员定编为六百四十人（此前为二千多人，压缩了三分之二）。《新唐书。百官志》载：“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省内”是指中央部委，“外官”是指地方要员。虽然六百四十与七百三十在数据精确上有差异，但官员总数包括中央和地方应无异。全国仅七百三十名（按多的计）领导，就能玩转大唐，并能左右世界，简直是天方夜谭般的奇迹，但历史确是如此。按现今我国东部沿海某省厅局级干部就达到三千八百八十四人来计，是唐贞观年间全国官员总数的五倍多。唐初全国官员的人数与如今的官员人数比起来真是小小儿科了！如果唐太宗重返人间，不知他会作何感想？他一定会摇头叹息，这不符合他的干部科学发展观。

　　好的政策需要制度来保证。《唐律疏仪。职制》规定：“诸官有员数，而署置过限及不应置而置，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二年；后人知而听者，减前人置等一等；规求者为徒坐，被征者勿论。”也就是说，唐朝对中央和地方，通过编制“职员令”，实施官吏总量限制。如果设置官署超编以及不应设置而设置，就要动用刑法。超编一人，打长官一百大板；超三人，罪加一等；超十人，处徒刑二年。后任的官员明知前任多置官吏而听之任之，比照前任的罪行减一等查处。对于违规求官的人，处以徒刑。被迫违规做官的，不予处罚。依法行政，唐太宗成功地解决了官吏的数量问题。

　　除了解决官员的数量，唐太宗对官员的品德质量同样极为重视。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己受其弊。”可见，选择官吏不能光看其是否能说会道，而不察其品行。否则，数年之后，其劣迹彰显，虽处其刑罚，但当地百姓却己深受其害了。

　　贞观六年，太宗对魏徵说：“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法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用人之难在于识人。用了正人君子，则好人能得到劝勉；用了恶人，行为不端的人就会争相钻营。魏徵回答太宗曰：“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作用。”其意为：若用好人，即使其能力不够，也不会成为地方大害。若用品行不好的人，再假设其能干，则为害更多。乱世时重才不重德，太平时必须德才兼备，才能使用。这就是为什么唐太宗特别重视官员必须德才兼备的原因。

　　贞观年间，为何唐太宗身边会汇集如此之多的经天纬地之人才，除了唐太宗的会识人，能容人，善用人，宽容大度以外，就是选人用人的“慎择”，决不允许滥竽充数了。正是唐太宗这“千古第一”的干部政策，使唐朝从初建时的百废待兴，迅速呈现出了“贞观之治”；而蓬勃的“贞观之治”，又成就了中华第一朝---煌煌大唐王朝。

　　一千多年过去了，中华大地经历过数次四分五裂，但对煌煌大唐的想往与渴望，却深植於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的灵魂与精神中，让人无时无刻不魂牵梦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