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宋朝士大夫来说，苦读诗书的目的不仅仅是“书中自有颜如玉”,更重要的是“书中自有黄金屋”.当时的读书人，一旦金榜题名，谋得一官半职，获得丰厚的待遇和灰色收入之后，便纷纷买房产，置豪宅。赵普宅、寇准宅、陈升之宅、蔡京宅、秦桧宅、王继先宅，均是雕栏玉砌，金碧辉煌，奢华如神仙洞府，成为了宋朝各个时间段的标志性建筑。

　　一、在地窖中编着《资治通鉴》

　　宋神宗时期的宣徽使王拱辰，花巨资在西京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建了一座别墅，单中堂就建了三层，其亭台楼阁之多，奇花异草之盛，一时成为洛阳之冠。学者邵雍到王府做客，惊叹之余，赋诗《府尹王宣徽席上作》道：“留都三判主人翁，大第名园冠洛中。又喜一年春入手，万花香照酒巵红。”

　　当时，与王拱辰同朝为官的司马光，也在洛阳居住。不过，王拱辰的宅子位于富人区，气宇轩昂，而司马光的宅子位于陋巷，低矮破败，仅能遮风避雨。司马光正在编着《资治通鉴》，夏天酷暑难当，便在房子下面挖了一个地下室，穴居期间，埋头着作，寒碜而又另类，被人讥为“穴处者”.

　　宋朝到宋神宗时期，已经经过了百余年的发展，承平日久，侈风渐起。司马光曾回忆说，数十年前，时任群牧判官的父亲司马池，每次招待同僚或朋友，酒是市场上随便买的，下酒菜仅限于肉酱、干肉、菜羹几样，水果仅止于梨、枣、柿之类，酒薄意尽，食少情深，主人没有压力和负担，客人也绝无鄙薄。而如今，则豪华相尚，俭陋相訾，酒若不是宫廷玉液，下酒菜若不是山珍海味，水果若不是琳琅满目，竟然羞于请客。士大夫万一要请客，往往提前数月准备，广寻佳酿，遍搜珍禽，准备足够充分之后，才敢发请柬。倘不如此，人家不特会耻笑为小气，朋友也会渐行渐远，越来越少，最后门前冷落鞍马稀。

　　二、把皇帝赏赐作为办公开支

　　相对于日益奢侈的世风，“穴处者”司马光却一直固守底线，显得简朴、节约乃至吝啬。他性情淡泊，不喜奢华，深深懂得：“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小时候逢年过节，长辈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他常常害羞到脸红，坚持脱下不穿。中进士的时候，宋仁宗安排了“闻喜宴”（皇帝赐予新科进士的宴会），款待十年寒窗的读书人，并赐戴宫花，但司马光认为太过奢侈，独不戴花，直到同科进士劝说：“这是皇帝的赏赐，君命不可违。”才只好戴上一枝。

　　步入仕途后，司马光历任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官至宰相。大权在握的司马光，不但对国家财产从无贪念，甚至还把皇帝给他的赏赐--这种名正言顺的“私有财产”,作为单位的办公开支，这在历代士大夫间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宋仁宗每年用于赠送、赏赐的东西，折合百余万两之巨。作为谏官的司马光三次上书规谏，他说：“国有大忧，中外窘迫，在这财力困乏之际，不宜过度赏赐，实在必要的，应准许大臣用赏赐所得，捐献于营建山陵之用。”宋仁宗没有同意他的建议，继续大把花钱施恩。于是，司马光便把皇帝赏赐给自己的金银珠宝，拿出来作为谏院的办公费用，或接济亲友，坚决不给自己留下一丝一毫。

　　皇帝赏赐多，工资津贴高，灰色收入足，宋朝士大夫生活十分宽裕。俗话说，“饱暖生淫欲”,纳妾蓄妓，一时成为风尚。宋代魏泰《东轩笔录》记载，与司马光同时代的成都知府宋祁，就是写“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那位，一次与同僚聚饮于锦江之上，半夜天凉，命人回去取衣服，一旁的妻妾们争相去取，不多时，一人手里拿着一件，送来的衣服，竟达几十件之多，真是妻妾成群。

　　文人聚会，不仅以吟诗为雅，而且以召妓为荣，进奏院提举苏舜钦曾在京城组织过一次酒会，召来优伶、营妓（宋朝军中配有营妓，以待军士无妻室者）数人，陪吃、陪喝、陪唱、陪吟，太子中书舍人李定嫉妒得要命，因为苏舜钦拒绝他参加，气得他到处告状，最后还告到了宋仁宗跟前，震惊朝野。可见，当时士大夫狎妓，的确蔚然成风。

　　三、卖田葬妻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人之常情。司马光也并非无情之人，看他的《西江月》：“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青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难道不是一位多情公子？然而，作为洁身自好的士大夫，司马光却有自己的分寸，对于那些光怪陆离的所谓“享乐”,他保持着异乎寻常的谨慎，远远地观望一下，写写诗词抒怀一下，也就够了，不一定硬要攥在手里、揽入怀里、吞下肚里。及时行乐，随处纵欲，那是糜烂。什么东西都要据为己有，那是昏聩。因此，司马光诗词里多情，生活中却自律到苛刻。他生性恬淡，不好声色，恪守：“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不纳妾、不蓄妓，一生只娶一个妻子。他与张氏结发三十余年，始终相敬如宾。因为没有生育，张氏甚急，背地给他买了一妾，他敬谢不敏。为续后，他收养了族人之子司马康，作为养子。

　　《左传》曰：“侈，恶之大也。”司马光牢记古训，坚守底线，他做官四十余年，待遇丰厚，赏赐颇多，却始终恶衣菲食，不留余财。有朋友写信给他借五十万钱，说那不过是他卖掉一个婢女的小钱。司马光看了非常不快，回信说：“某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宋代周辉《清波别志》）是啊，相对其他士大夫，五十万或许是小钱，但相对于司马光，那是翻奁倒柜挖地三尺也无法筹集的巨款啊。后来，张氏去世，司马光因手头拮据，只好把自己在洛阳仅有的几亩薄田卖掉，才让妻子入土为安。

　　假作真时真亦假。当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完全颠倒之后，正常就成了不正常，不正常则成了正常。司马光既然躬逢以豪华奢侈为荣、以朴素节俭为耻的所谓“盛世”,那么正常的司马光也就成了不正常的穷酸书生、另类宰相，尤其是私款公用、卖田葬妻那些事儿，哪一件不是士大夫们茶余饭后的笑谈？然而，在同僚们把皇帝的赏赐、门生的孝敬纷纷用来置豪宅、买名车、“养小三”的时候，司马光却始终与奢华世风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几近不可理喻的程度。正如他在给养子司马康写的《训俭示康》中所说：“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他虽然淡泊简朴，但淡泊中见真淳，简朴中露风骨，成为了那个世风日下时代的精神标杆。而且，洛阳十年穷日子，司马光主编了《资治通鉴》这部近四百万字的历史巨着，成为了一代杰出的思想家和史学家，奢糜潇洒如宋祁、苏舜钦者，便无法望其项背，不能同日而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