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刘濞，显然是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就不会无缘无故的出名。刘濞之所以出了名，完全因为他在自个的人生中干的一件事——反叛。在古代，干了这事儿的人最终有两个结果：当了皇帝；掉了脑袋。不过，通常后者居多。但不论结果成功与否，敢干这事的人一般都有幸在史书中专门记上一笔，这样自然也就迅速走红，为后世所熟知了。

　　汉景帝时期，准确地讲是公元前154年，牛人及猛人于一身的吴王刘濞纠合楚、赵等大大小小共计七个封国，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公然起兵反叛。此时，西汉正处在发展的上升阶段，综合国力大为增强，刘濞挑了这个时候跟中央干仗，足见他的非凡胆识。但胆识归胆识，毕竟胳膊整不过大腿，仅仅起兵仨月，七国的人马就被打得溃不成军。刘濞自个也断送掉了身家性命，这次军事行动就以失败而告终。朝廷当然将这档子事儿定性为叛乱，后来就史称“七国之乱”，一直沿用至今。既然是被官方认证为反叛，刘濞自然就成了反贼，而且还是带头大哥。

　　但是，在当时西汉吴国的广大人民群众眼中，吴王刘濞却是很合格的吴国领导人，甚至深受爱戴。要致富，先修路。刘濞凿通了邗沟的支流，促进了铸钱、煮盐及造船业的深入发展，为吴国人创造了巨额财富。同时，工业和运输业的大力发展，还带动了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漆器、竹器、纺织等等手工业的兴起，吴国顿时百业兴旺。在刘濞的决策和领导下，整个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因而，刘濞是“有诸侯之位，而实富于天子”（《前汉纪·景孝第九》）。而且，刘濞让老百姓都享受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胜利果实，他下令吴国广大农民减免农业税，这比现在的政策整整早了两千年。不仅如此，由于钱多的实在没地花了，刘濞就掏钱来免除中央派发的劳役任务。逢年过节，刘濞还向文化人这类知识分子发放红包，连家庭贫困点儿的“低保户”也能吃到救济，专门向他们发放困难补助。刘濞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四十余年间把吴国治理的井井有条，经济水平得到全面提升，他的都城广陵绝对是当时全国名副其实的大都市。

　　可见，吴王刘濞绝非等闲之辈。他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儿，能当上吴王，不仅仅因为是“皇二代”。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刘邦亲征淮南王英布。当时，刘濞还是个半大小子，但这次征讨的大军中就有他的身影。他作战勇猛，身先士卒，立了战功。英布叛乱平定，刘濞立即被封为吴王，掌管三郡五十三城，统治了东南半壁江山。等到正式册封仪式之时，原本就疑心颇重的刘邦开始后悔了，他觉得刘濞有反相，将来可能会造反。但诏书已下，君无戏言，只得在册封会上当着大伙儿的面警号刘濞：“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史记·吴王濞列传》）刘濞一听这话，吓得赶忙跪拜于地，连说不敢，以表决心。

　　凭空受到猜忌，这事儿刘濞指定深深记恨在了心里。刘邦时期，刘濞也确实臣服于中央，叔侄和谐，大家相安无事。但是，既已结下了梁子，谁也保不齐哪天不会出大事。继刘邦之后接掌大汉江山的汉文帝、汉景帝期间，同吴王刘濞的矛盾愈演愈烈，关系急剧恶化。汉景帝的削藩政策，更是将事态推向了白热化，刘濞只好铤而走险，先下手为强，最终爆发了七国之乱。

　　虽说吴王刘濞兵败身死，但他不仅对东南吴国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对整个西汉的发展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经济方面就主要得益于吴国的铸钱、煮盐及冶铁这三大支柱产业的支持。西汉常年对匈奴用兵，国家正是有了这些官营的收入，才得以供养巨额的军费开支和补充战争带来的消耗。

　　实际上，长期以来，扬州包括东南地区民间的百姓一直尊奉刘濞为财神，他的大王庙就是财神庙。大文豪苏东坡曾专门赋诗“老濞宫粧传父祖，至今遗民悲故主”来赞美刘濞的功绩和当地群众对他的怀念之情。吴国正是在刘濞的亲自治理下实现了经济繁荣，社会进步，让人民群众过上了好日子，所以人们才会这样敬仰和供奉他。这不单纯是迷信，想想看，扬州的人民群众怎么不供奉刘邦或者文景二帝呢？所以说，不能因为刘濞最终发动叛乱，成了反贼，就抹杀了他曾经的功绩。而在当时吴国百姓的心中，在当地后世人们的心中，至少刘濞称得上是一个好吴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