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演义》中，刘备刘皇叔一向是以“仁德”形象示人的。

　　对于刘备所谓的“仁德”，中国社会从来都褒贬不一。有人说是性情使然，有的却认为刘备是在“作秀”。很显然，前者属于传统认知，后者却是后知后觉。因此，后来民间也就有了“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的说法。即便是当年刘备自己，也曾不无深意的说过：“操以急，我以缓；操以暴，我以仁；凡每每与之相反，遂能如愿也。”

　　从这段话来分析，显然这是刘备为了标榜自己的“仁德”而采取的一种姿态。但也恰恰如此，反倒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刘备的心机深重，善于伪装。

　　那么刘备真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是一个“仁德”之主呢？

　　我想，这个问题既不能完全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还应一分为二的看待。总体上看，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刘备能够与“仁德”挂起钩来的先进事迹的确比曹操多得多。这也直接导致了作者对曹、刘态度的不同。但这种不同，究竟是不是真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仅仅为了一个“正统”，或是非“正统”，今日看来，还要进一步考究。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因为我们也清醒的看到，作者对曹操的“仁德”之处也同样是称赞有加的。这就给我们带来另一种启示，作者对曹、刘态度的不同，似乎并不在于封建正统思想，而在于追慕“仁德”的政治观念。

　　客观的讲，罗贯中虽然对刘备颇多赞美之词，但基本上还是把他当作“枭雄”来写的。在《三国志》以及《后汉书》等史料中，史学家指斥刘备为“枭雄”一类的话，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也都基本保留着。不仅如此，有时作者为了深度刻画，甚至还会自己站出来加以评述，如《云长延津诛文丑》中，作者写关羽斩杀文丑之后，袁绍要杀刘备，不料刘备却笑着说：“曹操素惧刘备，备虽一时溃散，必有复仇之日。今曹操知备在明公处，恐其协力攻曹，故特使关某诛杀二将。公知必怒，不肯助兵。此乃借明公之手而杀刘备，断绝仇人，以除后患，愿明公思之。”对此，作者评云：“此是玄德极枭雄处。”而结果当然就是，袁绍“喝退左右，请玄德上帐而坐”。

　　这还不算，对于刘备的这种“枭雄”本色，作者没有因为刘备面对的是亲近之人就讳莫如深、一笔抹杀，而是毫不保留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在《刘玄德败走夏口》一回中，关羽提起当年“许田围猎”欲杀曹操为刘备所阻之事——“当时若从吾意，可无今日。”刘备则回答道：“比时亦为国家惜耳，若天道辅正，安知不为福也！”对此，罗贯中就引用了裴松之的评论，指出刘备的回答并非真话，“乃饰词耳”。正是如此的评论，实际也就显示了这样的结论：即使对所谓义同生死、情如骨肉的关羽，刘备也没有忘记耍弄权术，掩藏心机。

　　如果这么说还不足以表明刘备的“极枭雄”之处的话，那么从刘备后来在一些重大事件的表现上来看，刘备的“不厚道”就已经显而易见了。一是刘备在荆州被曹操打败之后，派诸葛亮前去联合东吴，共拒曹操。当诸葛亮提出“若南军胜，照旧而杀操以取荆州之地；若北军胜，乘势而取江南。此远大之计也”时，刘备对此的反应是“大加赞同”，并说“此论甚高”。二是刘备入蜀之前，已在荆州与张松深相结纳，并以言语相挑，使张松献出了蜀中地理图，然后与张松立下誓约：“青山不老，绿水长存。他日事成，必当厚报。”此语一出，明白无误地表示了他欲图刘璋、取西川的决心。

　　他的这种蓄意结纳张松欲图刘璋的行为，跟他一面与孙权同盟抗曹，一面却想乘机夺取东吴的筹划一样，都不是“忠厚长者”做的事，而是“枭雄”本色。正因为作者在事前就淋漓尽致地写了他与张松的这一番勾结，所以后来法正、庞德劝刘备图蜀时，刘备却几次推脱，就显得故意做作，令人发笑。当然还应该补充的是：这里所叙述的两件事，前一件纯属虚构，后一件基本也是虚构。

　　但真实也好，虚构也罢，至少作者在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刘备，也在表达自己的真实看法。如此看来，真实的刘备，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谦谦君子，忠厚长者。只不过在很多时候，刘备做得更委婉而已。至于刘备到底是不是“枭雄”，我想也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世上有君子和小人之分，但从来都不是绝对的。

　　因此我们只能作一种假设：假若我们一定要把曹操当作真小人来看待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刘备应该就是地地道道的伪君子了。（2013年4月21日——4月24日写于山东枣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