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是50岁以上的人，对商鞅都会有印象。因为在1975年的中国大陆上，曾掀起了一场评说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政治运动，其中法家商鞅一时成为家喻户晓的伟大改革家。在司马迁的《史记·商君列传》，记叙了商鞅如何从魏国到秦国，如何游说秦孝公获得信任，如何组织变法强国，最后如何被“车裂”而亡。而小说《东周列国志》则对这段历史有了非常形象的描写。
　　
　　真正让我深刻认识商鞅法家思想的，还是二十多年前，我参加高自考，学习了《中国法律思想史》的《商君书》之后。
　　
　　商鞅能一再受到秦孝公召见，走的是秦孝公宠幸的阉臣景监的后门。商鞅的信条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据司马迁讲，商鞅第一次去见秦孝公，对孝公大讲“帝道”。帝道是属于道家一派的治国理论，强调“顺天而成”。但秦孝公对此不感兴趣。商鞅第二次去见秦孝公，又改讲“王道”，这属于儒家的治国理论，秦孝公也不感兴趣。商鞅第三次去见秦孝公，用“霸道”来试探秦孝公，秦孝公马上来了兴致，与之彻夜长谈，不知疲倦。
　　
　　商鞅为人刻薄少恩，这是史学家司马迁对他的评价。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写道:变法初期，给新法提意见的人很多，商鞅竟借口太子触犯新法，让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代为受过，一个处以刖刑(砍脚)，一个处以黥刑(在脸上刻字涂墨)，于是“秦人皆趋令”，再也不敢批评新法。对敢于反对自己的人，商鞅是一概予以残酷打击，决不手软。商鞅的徙木立信，在于要造成一种风气:不管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坚决服从，就能获得重赏。秦国曾经颇有仁义古风。经商鞅变法以后，秦国成了“虎狼之国”，秦人有了“虎狼之心”。
　　
　　商鞅的变法，主要是奖励军功。爵位、田宅的封赏，都是根据军功授予的。商鞅说动秦孝公，让他亲自带兵去攻打魏国。为确保胜利，商鞅竟利用自己与魏国将军公子卬的友谊，写信欺骗公子卬，说不忍心与朋友相见于战场，希望双方媾和，高兴地饮酒罢兵。公子卬居然轻信了商鞅，前往商鞅军中签署和约，结果成了商鞅的俘虏，其军队在全无防备之中被秦军偷袭全歼。经此一战，魏国空虚，不堪再战，只好把整个河西的土地割让给秦国。靠着这样得来的战功，商鞅连升四级，一举获得了最高爵位（彻侯），并得到商、於之地的十五个邑的封赏，从此号称“商君”。
　　
　　商鞅“制民”手段之一是：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直接鼓吹以弱民去消灭强民，以便留下弱民，甚至用奸民去驾驭良民。不读《商君书》，绝想不到商鞅的恶劣理论。
　　
　　利用善民来治国，国家必乱，终至于削灭；利用奸民来治国，国家必治，终至于强大。〔原文：以良民治，必钆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这必然造成基层的流氓政治。以流氓来压服基层人民，以小人的勾心斗角来实现互相的纠察。流氓传统对中国传统核心价值的瓦解，商鞅是始作俑者。
　　
　　商鞅“制民”手段之二是：剥夺个人资本，造成一个无恒产、无恒心的社会。一切资源集中到中央，遏制私人经济。“无恒产则无恒心”是孟子的发现。商鞅就是要通过财产的“无恒”来实现人心的“无恒”。一群自感虚弱无力的人民，一群没有自信不能主宰自己的人民，怎能不依附于国家听命于国家，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国家去摆布呢？
　　
　　商鞅“制民”的手段之三是：辱民、贫民、弱民。人民卑辱，就重视爵位；怯弱，就尊敬官吏，贫穷，就重视赏赐。朝廷用刑罚统治人民，人民就乐于出力；用赏赐驱使人民战争，人民就看轻死亡……人民有私人的光荣，就轻视爵位，卑视官吏；人民富裕，就看不起赏赐。国家统治人民，要“重刑”，就是轻罪重罚。用刑罚来羞辱他们，到战争的时候，他们才肯战斗。
　　
　　商鞅变法实行公有制改造，农民承包国有土地，不能自由迁徙。管制思想文化，批评朝廷者灭族。商鞅还建立了邻里间相互告发和连坐制度，如果一家犯法，十家一起治罪。不向官府告发为非作歹之人的，处以腰斩刑法。他在法制创新方面，确实前无古人。
　　
　　秦孝公死后，商鞅失去了靠山，最后遭受了惨绝人寰的“车裂”酷刑。这就是被四人帮大加称赞的商鞅一生。
　　
　　如果一个改革仅仅使国家强大，使疆域扩大，却不能使人民过上幸福和有尊严的生活。这样的强国对人民毫无意义。四人帮这样推崇商鞅，可见他们确实是一丘之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