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君王、帝王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声称受命于天，是“天子”，由上天授权管理天下苍生。但是，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有一种人的身份非常特殊，似乎在某些方面大于君王、帝王，这就是叫“仲父”的人。这些人本也是大臣，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被君王、帝王认作是父亲或干爹，大家知道，在中国古代，讲究道统伦理。“三刚五常”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而当“仲父”们既是臣又是父时，地位就特殊了，显赫了。他们或者是扶植君王、帝王登基的权臣，或者是君王、帝王的授业老师，或者是权倾朝野、执掌军队的名臣、将帅，反正，他们是当时君王、帝王的父辈、师傅。
　　
　　仲父这个词汇原先意思就是叔父。古人以伯仲叔季为排行，“伯父”、“叔父”到现在人们还在使用，而仲父却因为特殊的原因，成为了一种古代帝王赐予股肱重臣的一种荣誉称号。
　　
　　历史上最早闻名天下的仲父是春秋时期齐国的仲父管仲。管仲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他曾经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尊王攘夷，使齐桓公成为了春秋五霸之首。管仲不仅有政治才干，而且还有文学才能，他写了一本《管子》，开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先河，时至今日，《管子》一书仍被认为是古代管理学的名著。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管仲并非《管子》的作者，该书是后人假托他名号写的，但管仲的事迹历史上是有记载的，当时的齐桓公很尊重管仲，因为管仲名仲，便称呼其为仲父。管仲当得挺出色的，后来的诸葛亮等，也以有管仲之才而自豪。
　　
　　接下来便是鲁国的仲父孔子了。众所周知，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被人们称为“万世师表”。如今，中国在许多国家开办了中文学院，就叫“孔子学院”，足见春秋时孔子在当代的巨大影响力。因为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后世有人就尊称其为“仲父”。这更多的是指文化教育方面的“仲父”，不是权势谋略方面的“仲父”。不过，孔子作为仲父，其荣耀不会亚于管仲，不仅影响中国的现在，还影响到国际上。
　　
　　再下来，最为著名的就是秦国的吕“仲父”吕不韦了。吕不韦原来是一位韩国商人，他可不是一般的图小利的商人，而是玩大生意的，他是中国最早的深谙政商合一奥秘的大商人。这位商人很有长远的眼光，他投机政治，以“政”促“商”，发现了著名的“奇货可居”的秘密。他谨慎执着地实施他的政商策略，不仅取得了惊人的丰厚利润，而且，还取得了巨大的政治成果，他一跃而成为了秦国的相国。当然，吕不韦的牺牲也是够大的，为了让“奇货”发挥奇效，他忍痛割爱把亲密的情人送给了在赵国当人质的子楚，如果不是商人利益第一，这也够窝囊的了。后来，子楚当了国君（即庄襄王），任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庄襄王太没有福气了，地基不久就死了，他立年幼的太子政为君，吕不韦被尊为相邦，称为“仲父”。历史上有一种传说，说秦国的新君王政其实就是吕不为的私生子。吕不韦表面上是“仲父”，实质上是父亲。
　　
　　年轻的政，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他可能从小就对吕不韦和他母亲的神秘关系非常的反感，当吕不韦位极人臣、权倾天下时，他不得不表面认可这个“仲父”，可是，政，也就是秦始皇打心眼里就不喜欢他。“仲父”的称呼是十分的荣耀，但却埋下了祸根，亲政后的秦始皇，意在大权独揽，他焉能容你一个吕“仲父”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呢？秦始皇是何许人？千古一帝。最终，商人父亲斗不过政治家嬴政，于是乎，吕“仲父”最终被毒死了，成为所有“仲父”中命运最悲惨的一位。当然，吕不韦身后留下了由门客撰写、他主编的《吕氏春秋》。此书有八览、六论、十二纪，共20余万言，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故史称“杂家”。此书开创了集体编书的先例。悲哀惨死的吕“仲父”因《吕氏春秋》而有千古的荣耀。
　　
　　三国时期，又有一位仲父，那就是东吴的大臣张昭，他被人称为是“江东仲父”。《三国演义》把张昭写得比较损，诸葛亮舌战群儒，张昭作为江东才俊的首席代表，相当狼狈地在年轻的诸葛亮面前败北了。其实，历史上的张昭颇有谋略，相当能干，他将东吴的朝政打理得井井有条。孙策器重张昭，有关文武之事均由张昭办理，孙策死时将孙权托付给张昭，张昭尽力辅佐孙权，孙氏兄弟两朝君王都非常尊重张昭，连《三国演义》也不得不写上“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事例。足见，张昭在东吴朝中的才干和威望。所以，这位“江东仲父”并不是徒有虚名。《三国演义》把张昭写成投降派的代表，其实，张昭是年老多病而辞官，去世时孙权素服吊唁，颇为荣耀。陈寿评价张昭“受遗辅佐，功勋克举，忠謇方直，动不为己”，基本是肯定的。
　　
　　张昭之后，东晋王朝也有一个“江东仲父”，他就是王导。王导是山东琅琊的士族领袖。当时，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后，五胡纷争，王导率领山东士族追随晋元帝司马睿南渡，开创了东晋王朝。王导以娴熟的政治技巧，出色的纵横谋略，成功地使东晋王朝南渡后在江南站稳脚跟，建立了南京这一新的文化政治中心。由于王导居功至伟，也被人们称为“仲父”。王导在历史上，也颇为政治家们所颂扬。
　　
　　以上这几位，是在名称上明白称为“仲父”的，其实，还有一些不叫“仲父”的“仲父”，他们也享受着仲父的权力和荣誉。比如，西周初年的姜尚姜子牙，垂钓渭水边，引姬昌上钩，终遇明主，辅佐姬昌，修德振武，以求兴周。周武王伐纣，尚为军师，牧野大战，灭商盛周，立了首功。周初分封，姜太公被封为齐国君主，他治国有方，创建了泱泱大齐国。姜子牙帮助周文王、周武王父子，伐商灭纣，开创了周朝八百多年的基业，他被周武王亲切地称呼为“尚父”。这“尚父”其实也是后来的“仲父”。姜尚虽然很辛苦，但荣耀至极，千古被推崇。他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影响久远的杰出韬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历代典籍都公认他的历史地位，儒、道、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他被尊为“百家宗师”，这是很少见的。
　　
　　楚汉相争时，项羽的第一号智囊范增被尊称为“亚父”，这其实也是“仲父”。范增见解高明，谋略精到，料事极准。可惜，自信、高傲、狂妄的项羽，勇有余而谋不足，不听范增劝告，不采纳他的建议，最后项羽被刘邦打败了，落得自焚乌江的下场。“亚夫”范增带着遗憾、无奈，悲哀死去。
　　
　　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被后主刘禅称为“相父”，其实，也是“仲父”。这位“相父”是很够意思的，他为报答刘备“三顾茅庐”之恩，不仅帮刘备争得了三足鼎立大好局势，还在刘备死后，竭尽全力，辅助傻阿斗，屡次出祁山，战曹魏，力图恢复汉室。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惜，诸葛亮事无巨细，亲身躬为，犯了不肯放权，不能量才用人的错误，最后累死于五丈原。这是既荣耀（被称为名相典范）又悲哀（累活累死又振兴汉室无望）。
　　
　　在清代初期，还有一位不叫“仲父”的“仲父”。那就是多尔衮，他战功卓著，胸有大志，很有大局的眼光，但又恃功自傲。他在与皇太极长子豪格争夺皇位继承权时，顾全清王朝大局，适时放弃，让皇太极的第九子顺治接班，辅助顺治成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当时，多尔衮是皇太极的弟弟，就功劳和实权，他是继位的第一人选，能放弃争夺确实是大度。不过，多尔衮也有恃功自傲的毛病，福临继位后，他逼这位小皇帝封他为“皇父摄政王”。史书有一个说法，认为多尔衮后来娶了皇太极的妃子，福临的母亲孝庄，如果是这样，多尔衮明明就是顺治皇帝的继父，不止是“仲父”了。
　　
　　福临可能和嬴政一样，特反感他母亲有后来的男人，他被逼认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但心里有的是气愤，结果，多尔衮死后不到两个月，就被追罪，削爵、擢宗室、籍家产、罢庙享，断其后嗣，掘墓开棺，鞭尸示众。荣耀一生的大清和硕睿亲王，死后还不得安宁，落得如此凄惨的结果，让人深刻领略到政坛的残酷和历史的讽刺性。
　　
　　当然，多尔衮比起吕不韦，结局还算是好一些，他毕竟是死后才被顺治皇帝秋后算账的。
　　
　　“仲父”们的荣耀与悲哀说明什么？皇权是至高无上的，作为帝王的干爹、师父，借助君王的权力、影响，当然可以享受到别的大臣所没有的巨大荣耀，但是，有为的君王为了保证自己手中权力的至高无上，是最讨厌被制约、被限制或被别人掌控的，哪怕是君王自己的干爹、师父，除非是无能的君王，如傻阿斗等。吕不韦和多尔衮悲哀下场就是这一政治潜规则所导致的结果。范增计策不被项羽接受，最后病死，张昭提前退休，还能得孙权素服吊唁，也和此潜规则有关。只有大智者姜尚、管仲能与有为的君王相得益彰，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在政坛上，权力永远是第一位的，最高掌权者必然要保证手中权力永远至高无上，在贪婪无情的权力场中，任何形式的侵权、争权、夺权，都是十分危险的争斗，甚至是你死我活的较量，哪怕是“仲父”们，虽然地位特殊，依然必须十分当心，有时因为特殊，处境更为危险，下场更可悲。历史上“仲父”们的经历，给后人留下了值得深思的政治、人生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