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变局

　　晚清时期开明的官吏、先觉醒的知识人士，直觉地感悟到了当时社会与文化发生的不寻常的变化，他们称之为历史的大变局。下面试举几例，看晚清的政治敏锐人士是怎样看待当时的历史大变局的。

　　李鸿章（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说：“合地球东西南溯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又说：“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徐继畲（读she、福建巡抚）说：“南洋诸岛国……明以前皆弱小番部，朝贡时通。今则胥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此古今一大变局。”

　　王韬（著《弢园尺牍》、学人）说：“居今日而论中州大势，固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又说：“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

　　丁日昌（苏州布政使）说：“西人之入中国，实开千古未创之局。”

　　曾纪泽（曾国藩之子、出使英法大使）则说：“泰西之轮楫，旁午于中华，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

　　郭嵩焘（广东巡抚、出使英法大使）也说：“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

　　郑观应（著名实业家）：“今泰西数十邦叩阕互市，与我中国立约通商，入居内地，此乃中国一大变局，三千余年来未之有也。”

　　他们在这种千古未有的大变局面前，感到惊愕，不知所从，束手无策。而出现这种大变局的最主要的标志，是“西人”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

　　“西人”进入中国，本不自晚清始。汉代即有佛教的传入，可以叫“西天”(周有光先生最早如是说)。明代有天主教入华，那是“西教”。晚清西人大规模涌入华夏，可以称为“西潮”。但汉的“西天”和明朝的“西教”，与晚清的“西潮”均不相同。佛教进入中国（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是静悄悄地进入的（通过西域传入），起初是作为黄老方术的一种，后来虽引起过争论（沙门不拜王者论），甚至出了好几个主张灭佛的皇帝，但都阻挡不住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主张灭佛的皇帝远没有信佛、佞佛的皇帝多。佛教经历了漫长的中国化的过程，终于出现了最适应中国人心性的禅宗。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是中华文化吸纳、消融外来文化的显例，体现了华夏文明的伟大处。它的特点，是充实主体，融化客体，思想再生，铸造新文明。

　　明代的天主教入华，一般以明万历十年（公历1582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华为标志。西方的传教士带来了天文、历法、数学、火炮制造等西方的科技，也把中国的文化反馈回欧洲，对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早期的带领作用，但在宗教传播方面，始终表现为与中国文化的冲突。利玛窦曾经尝试着让天主教适应中国文化的特征，他的努力获得相当成功，后来由于罗马教廷的干预，引发了“礼仪之争”（祭祖拜天），两种文化的冲撞占据了主要位置。但这次“西人”的进入中国，增加了双方的初步了解，就中国一方而言，自己文化的主体位置丝毫未发生动摇。

　　所以如此，由于汉、唐、明直至清中叶，中国的国力是强盛的，“西人”带来的是文化，不过是“以文会友”，所以宾主分明，客人就是客人，无论如何成不了主人。

　　晚清不同了。道光、咸丰以后，中国的国力日趋衰弱，社会问题严重，统治集团腐败。在这种弱势的情况下，“西人”来了，不再是“身怀绝技”的传教士只身远游，而是开着军舰、手持枪炮的大队人马前来叫阵。主人的态度也不是开门纳客，紧闭的大门是被人家用“船坚砲利”打开的。于是，有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1842年的《南京条约》（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有了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北京条约》（一个更加丧权辱国的条约）。英法联军于1860年9月9日火烧了圆明园，那是当时东方的第一名园。

　　此时之“西人”已经反客为主，中国文化的主体位置、国家的主权地位，遭到根本动摇。

　　晚清时期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开明的官吏，也想出了一些对付洋人的办法，当时最流行的话语是“夷务”，如何处理“夷务”成为关乎国家根本利益的大问题。想出的办法包括“以民制夷”、“以商制夷”、“以夷制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等等，但都没有多少效果。朝野上下形成的一致看法，是自己落后了，应该自强。所以晚清有长时间的“自强运动”。看到洋人技术先进、武器精良，意识到自己要有近代工业，要有洋枪洋砲，于是开始了“洋务运动”。“夷务”后来变成了“洋务”。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张之洞等晚清大吏，是早期“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特别是李鸿章，他是清季办洋务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但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李鸿章倾毕生心血建立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的面子丢大了，全国上下一片沸腾。

　　甲午战争的教训

　　中日甲午战争的悲剧，不单是败在一个“蕞尔小国”的手下，因为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小国已经开始变强。它的深层悲剧在于，是不该战而与之战而且战败。

　　翻检一下中日甲午战史，可以看到：战前、战中、战后，中方的应对策略，处处中日本人的圈套。日本制造各种借口，想一举消灭北洋水师。李鸿章知道北洋水师不是日本的对手，本来想避免战争，但由于翁同和为首的清流主战派挟光绪皇帝给李鸿章施压，李的具体布防措施也一再发生错误，还是不由自主地走上应战不敌的道路。

　　甲午战争的前三年、1891年，李鸿章的在奏折里说：北洋有新旧大小船舰共25艘，其中大船只有镇远号、定远号等6艘，还要增加多只船舰，才能构成战斗系列。朝廷没有理会李鸿章的请求。甲午战争当年（1894年），李鸿章又上奏折，要求添换新式快炮21尊，如果办不到，镇远、定远两舰的快炮12尊，无论如何应该购买，但仍未获准。实际上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开始，北洋水师就没有添加任何装备（史书上说“未增一械”或“未增一船”），原因是购买军械的银子被慈禧太后移做修颐和园之用了。

　　甲午战争八月打起，七月李鸿章上奏折再次陈述：中国的六艘大船，只有镇远号、定远号是铁甲船，可用，但时速仅15海里，而日本可用快船有21艘，9艘是新船，时速20至23海里。双方海上力量对比悬殊。李鸿章因此明确表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

　　已往研究晚清史事的人，大都把甲午战败的责任，全部算在李鸿章一人的名下，李不得不蒙受“卖国”的蔑称。但我的看法，甲午战争的失败，李鸿章固然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翁同龢、张謇、文廷式等清流主战派，也有误国之责。

　　值得注意的是，史学家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他们对李鸿章的罪责另有看法。陈氏父子在马关条约签定后立即致电张之洞，呼吁联合全国的督抚，请将李鸿章斩首。而处治李鸿章的理由，则是作为勋旧大臣的李，没有尽自己的责任，以自己的生死去就坚决阻止战争。陈宝箴说：

　　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阕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

　　后来黄秋岳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

　　盖义宁父子，对合肥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下刦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争，义宁之责，虽今起合肥于九泉，亦无以自解也。

　　所以，一百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悲剧在于：不是不当和而和，而是不当战而战。

　　中日甲午战争是1894年打起来的，第二年1895年签定马关条约。其直接结果是北洋舰队的覆没——这固然令人哀痛；比这更令人哀痛的是割让台湾，把我们的第一宝岛送给了日本人。1905年日人占领台湾，直到1945年归还中国，日本占领台湾整整50年。

　　遥望历史

　　这里，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在我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现代化的努力：一次是晚清政府迫于列强的侵扰所做的初步现代化尝试，以洋务运动为标志，但由于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被日本强行打断了；第二次是民国政府的现代化努力，由于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再一次被打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中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三次现代化努力，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果，但我们的现代化进程还没有完成。我们这次的现代化进程，还会被打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