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金瓶梅》小说的人，都知道书中的性生活描写文字太多太细，全书一百余万字仅描写房事就占去两万多字，而且小说作者兰陵笑笑生描写起来，几乎可以说是不厌其烦，甚至有点其乐无穷，给人的感觉很“低俗”，不像清朝的《红楼梦》那么“高雅”。其实，如果我们对明朝色情文化或明朝腐朽世风有所了解的话，也许就能理解其作者兰陵笑笑生的良苦用心。他写“淫”不是为迎合大众阅读心理，而是透过写“淫”来写“恶”。毕竟，在那个时代，特别是明朝晚期的淫风俗气，应比《金瓶梅》小说中描写的还要严重得多也肮脏得多。
　　
　　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典型的“有奶就是娘”，只要有钱尽可以三妻四妾，甚至可以欺男霸女，社会的伦理道德纲常已经被破坏得所剩无几，以致被称作为“礼乐崩坏人心不古”。比如吃喝大讲排场、超级奢侈甚盛。《金瓶梅》就有一段描写了蔡太史的翟管家为西门庆洗尘，一场筵席，列着“九十样大菜，几十样小菜，都是珍馐美味，燕窝鱼翅，绝好下饭”。如此奢华，也不知客人如何下筷？晚明的社会风气就是这般。据说，与《金瓶梅》成书同时代的万历首辅张居正奉旨归葬时，“所过州邑，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后来得到真定太守的款待，才满意地说：“吾至此仅得一饱耳！”
　　
　　按说，张居正作为明代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其早年在整顿吏治、厉行节约过程中，是做出了表率的。他不仅自己廉洁奉公，也对家人严格要求。以明王朝当时形势来说，此刻的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清正廉洁的治国之才。
　　
　　可叹的是，社会是个大染缸，张居正到了后期也变得腐败起来，贪图享受，生活荒淫腐败。他不仅“贪吃”，而且更“好色”；不仅“挑美食”，而且更“爱佳人”。
　　
　　据史料披露，在张居正身边，有正式编制的姨太太，就达七位之多，还不包括无名无份的众多姬妾，以及长短期不等的性伴侣。为了满足性欲，也为了摆平佳丽，张居正不得不常吃一些壮阳的食物药物。事实上，晚明的士大夫中，使用春药已经蔚然成风。
　　
　　因此，看到顶头上司有此类需求，其下属在公在私，都得巴结讨好。故兵部尚书谭纶曾把自己实践过的房中术传授给张居正，抗倭名将戚继光则用重金购买称为“千金姬”的美女作为礼品奉献。这绝不是笔者杜撰。陈宝良著的《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40页中有这样的记载：明代的士大夫中，也是使用春药成风。如后来官至兵部尚书的谭纶，起初也是从方士陶仲文处学得宫中秘方，行之颇验。后来，谭纶把这种春药献给张居正，才获得高官。
　　
　　戚继光在镇守登州的时候，还专门指派附近渔民到黄海捕获“海狗”，取其阴茎和睾丸，定期送往北京，献给张居正煲汤喝。据明代文人王世贞的记载，张居正喝了这种汤后，奇热攻心，阳亢无比，虽数九寒天，头顶出火，不光导致头发脱落，就连冰雪天时也不能戴帽子。正由于张居正冬天不戴帽子，其他官员们也都学样在冬天一律光头，不戴帽子，无形中成为万历年间京城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可惜这种风光难以长久。张居正已年近六旬，在政务繁忙、身心疲惫、体质虚弱的前提下，坚持服用谭纶进献的“胡僧药”和戚继光送的“海狗肾”，依旧沉溺声色，左拥右抱，肯定身体会日益枯瘠，最后病得严重脱肛，流血不止，痛苦不堪，仅57岁便撒手人寰。
　　
　　有史书评价张居正是“面劳瘁于国事，人亡而政息”，笔者不敢有异议。但他的死绝不仅因“劳瘁于国事”，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想那谭纶用此药20年，一夕御妓女而败，自揣不起，临终遗嘱张居正，告诫他慎用此药。谭纶死时年刚过60岁。张居正不单长期使用此药不已，还加上其他烈性春药，至后来不及下寿而亡故，也是“实至名归”，无法怪得他人。
　　
　　只是明朝一代名臣张居正，就这样死的不很光彩，很是杯具。从明朝历史的纵向面与横断面看，可以说：他的死，既是个人的人生悲剧，更是时代的社会悲剧。
　　
　　（作者：用心沟通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