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得说明，我在标题中把偏激加了引号，是为了表明我这里所说的“偏激”，并非如同历史上有些论者一样，故意把鲁迅的批判精神指责为偏激。鲁迅的批判精神是必须肯定的，他的批判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是最坚决彻底的。但是鲁迅的有些言论带有偏激色彩也是客观存在毋庸讳言的。比如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踏倒”，甚至反对读中国古书、否定中医京剧汉字等等，都未免有些偏激。如果我们不是苍蝇叮英雄，而是把他还原成一个活生生的人来讨论，就应该是正当而且必要的。

　　另外，我之所以说鲁迅的“偏激”与他的家庭婚姻有关，是因为在我看来，这些特殊的人生遭遇一定会严重影响他的心理，造成一定的“心理压抑”。当然，我并非心理学家，更不是像某些学者那样把学问都“打通”了的名人，本来没有资格谈论这样专业的问题；但我想不纯粹局限于心理学，而宽泛到精神和社会心理层面来说说还是可以的。就好比司马迁当年说屈原孙膑等（其实也包括他自己）都是“发愤”而作吧，他们的那种“愤”，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理压抑”，只不过过去人们只喜欢做政治思想解读，而不重视心理分析罢了。

　　下面，我就试作一些具体分析。

　　大家知道，鲁迅曾经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这就是鲁迅的家庭遭遇造成他心理压抑的明证。鲁迅的家庭原来何止小康，他的祖父周福清是同治十年三甲第十五名进士，被朝廷任命为江西金溪知县，家境和社会地位当然比较高。然而，鲁迅13岁时，周福清因儿子周用吉多次乡试未能中举，因而谋图贿赂考官，事发被捕入狱，判斩监侯，后改为 “牢固监侯”。鲁迅的父亲周用吉，也被牵连入狱，释放后病倒去世。周家就因此一落千丈，穷困潦倒，遭受世人鄙视和欺辱。科场舞弊是清流知识分子所不齿的，而贫穷自然也会遭到嫌贫爱富的人的冷眼。鲁迅青少年时期这段经历，在他心理上留下的阴影当然是很沉重的。因此，鲁迅对社会的阴暗、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漠，感受当然比一般人强烈，认识也更深刻，而他的言论表达也就更多冷冽和愤怒。这种情况应该说是世人不难理解的。

　　再则，我认为鲁迅在个人婚姻上遭遇的不幸对他心理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鲁迅26岁时遵从母命和朱安成婚，但因为无爱而不肯圆房。以后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但两夫妇各处一室，别说肌肤之亲，互相说话也很少。鲁迅曾经对好友许寿裳说：“这是一件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得好好地供养她”，“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4000年的旧账。”他直到42岁时才和许广平谈恋爱，也就是说鲁迅有16年就这样憋着没有正常的爱情和夫妻生活，这对一个青年男人心理压抑是一般人难以体会的。它造成的后果如果让懂得性心理学的专家来分析，那一定很严重。最明显的是当时鲁迅的心情变得沉郁、狂躁，甚至一度自暴自弃、拼命地抽烟喝酒，囚发蓝衫、不修边幅，以致刚过三十便显得如同五六十岁一样苍老。一颗长期缺乏爱情滋养的过早苍老的心，当然难以吐露温情脉脉，习惯于孤独荒漠和风刀霜剑。关于性心理，其实文艺理论界在研究 创作中多有应用，只不过在鲁迅研究中还很少有人提及。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家庭婚姻遭遇造成的心理压抑使鲁迅言论偏激，还跟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处世方式有关。鲁迅身上也秉承着中国许多传统知识分子的处世方式，那就是一般只局限于用言辞来表达自己的爱憎和思想，包括自己的怨恨、愤怒和反抗，而不轻易诉诸威权和暴力。古代儒家的所谓“狂狷”，大概也包含这个意思。这是否属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性弱点我说不好，但我认为更应该看做是知识分子在处世方式上的一种历史惯性，由此也决定着他们的社会角色定位。比如说，鲁迅在日本参加同盟会，组织上安排他参加一次暗杀行动，他没有执行，我认为就是出于上述原因。但是积压在鲁迅内心的愤怒和仇恨实在是太深了，他的思想实在太透彻了，而他又只能通过言辞来倾泻和批判，这种情况当然使他的言论格外激烈，格外尖锐，往往出言就是“投枪”“匕首”。对于鲁迅的这种“偏激”，我们更应该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和文化传统方面正确理解和对待。这是我提出的一个新观点，正确与否还有待专家指正。

　　总之，我认为正是这些特殊的人生经历和际遇，一方面造就了鲁迅的深刻思想、犀利的目光、独立的人格和坚韧的战斗，使他比当时的知识精英更具有批判精神，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他心理压抑，影响着他的个性和文风。虽然总的说来，鲁迅的这种“偏激”并无损他的思想文学成就，也无损他的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但从如何正确看待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地位、让他们在良好的生态中发挥正常的作用的角度来看，我们从鲁迅身上还是可以得到有益的历史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