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实力，涵义广泛而复杂。通俗地说，他火了，但靠的是扎实的音乐功底，独树一帜的嗓音，人文关怀的精神，掌控舞台的能力，传奇色彩的奋斗历程，健康干净、触及灵魂、激励人心的正宗摇滚乐。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已经树立了值得被信任和期待的品牌，无非就是两个字：汪峰。当同行们选择伪摇滚，选择纯粹“玩儿”音乐，选择自我欣赏娱乐，选择为生存所计不得已而为之，选择天天月月年年唱着多年前的老歌混个眼熟，而汪峰选择的却是不断超越自己。他非常勤奋、务实，留下了大量震人心魄的作品，有说服力，够坚持。我见过不少摇滚人，我也没搞明白，他们怎么永远是一张张无精打采、垂头丧气的颓废面孔？除了失落，就是发泄，见惯了太多歪风邪气，心中“正直”二字已经不知如何书写。再者，我认为，歌曲之所以叫歌曲，是一件词作、曲作、编曲、配器、演奏、演唱、和声、后期等各方面都搭配得当、配合默契的完整艺术品，哪一部分有问题都是缺憾。仅以唱功而论，太多摇滚人问题巨大。我听过的中国大陆各种摇滚乐不下2000首，但真正唱功足以被主流音乐界认可的，仅有窦唯、周劲松、汪峰等极少数人。不知有多少个瞬间，我总在感叹：这么好的词，这么好的曲，这么好的演奏，为什么就不能唱得更好一些呢？

　　汪峰的唱腔近年大有变化，他是类似“喉下关闭”的毁嗓式唱法（仍然带有丹田之气和腔体共鸣），声音暗哑、沧桑，低音的尾音处理尤其像细沙漏出，犹如气流微微拂过沙丘。他的歌曲多是D调、E调，如果换个人唱，高音完全以气带声，将是极其高亢和明亮的尖利之音。我就多次试过用苏见信的唱腔来演唱汪峰的歌，经常被观众问“调有那么高吗”，绝对有。只不过汪峰常用喉咙末端发声，声音很粗，像狮子吼，听觉上给人更多感受到的不是音有多高，而是气势猛烈磅礴，如一阵狂风肆虐。我就见过谭维维在一次访谈节目上用真声原调唱《春天里》的“如果有一天”，在第二个“如”字那里，她也高不上去了——当然她唱的原调是女调，比男调高一个八度。注意，谭维维是一个能把《青藏高原》唱得轻而易举的人，但她也会栽在《春天里》。这里之所以提到汪峰的唱功，是想表明我对摇滚乐的苛刻态度，那就是无论你的词曲有多棒，如果你不能用你的声音将这里面的内容层次以优秀的唱功逐一表达出来，那就是残缺之作。这是听歌，不是听诗，不是听伴奏，最主要的是听人富于情感和技巧的唱出来的声音。人，才是摇滚乐的主体，不是由乐器和文字替代，更不是制作软件能够替代。

　　唱汪峰的歌与唱大多数人的歌不同的是，音乐一出，字字句句都入心入肺，情感自然融入其中，不能自拔。他的副歌部分，大多情绪相当激昂，是那种你有多大力气就要用多大力气才能唱出个中滋味的段落，而主歌部分又需要你能节省多少力气就要节省多少力气，但主副歌之间的情感和气息的连贯性不能脱落，这对演唱者的音域有相当高的要求。他的作品，真的是要多颓废有多颓废，要多悲伤有多悲伤，要多正气有多正气，要多愤怒有多愤怒，特别容易让演唱者失控，深深陷进去，出不来。特别是我唱《妈妈》和《爸爸》这两首歌，每一声的字头、字中、字尾都像一把刀插进心脏，往往还没唱到第二段，泪水就盛满眼底，越到后来越哽咽，甚至泣不成声的状况我也发生过数次。很少有人能把歌曲创作到这个份儿上，这样的歌曲太过刻骨铭心，称得上“声声泪，滴滴血”。我最爱的那首《信仰在空中飘扬》，据说汪峰写了五年，换了22稿，录制的歌曲都有10多个版本，我每次唱起来都像在大型集会上发出庄严演讲的呐喊，对时代、对人心的呼吁，对弱者、对底层的同情，对英雄受难的悲愤和不忍……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听到任何一首中国摇滚乐具有如此浩大的信息含量，无论是崔健还是黑豹，皆未能企及这首歌的宽度。

　　奋进且勇于思索的公民

　　由于多次现场演唱汪峰的歌，多年听、练和研究其所有作品，我承认，我激动了。我激动得在25岁那年，通过邮局向汪峰寄去我的大量摇滚诗和电视剧剧本《中国的主人》；我激动得一次次将汪峰多年挣扎的那种无力、彷徨、忧郁、愤怒、呐喊、嘶吼，变成了我的个人体验，而实际上我也的确是有这样体验的一个人，甚至比汪峰本人，比《晚安北京》里的王凡还要底层得多、边缘得多、无助得多、忧思得多、愤怒得多，也敏感得多，敢言得多，当然也要犯忌讳得多，被视为“危险”得多。这样一个我，基于无数次对汪峰作品的个性翻唱，得到了太多人发自内心的掌声，也得到了太多人对汪峰的赞叹和感动，甚至连这个国家负责意识形态统治的官员也在我面前不止一次地说“汪峰这个人有才”。因为汪峰，我认识了太多的“汪峰迷”，他们总是以“这首歌让我想起我自己”开头，一遍又一遍地向我叙述他们的辛酸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汪峰”这两个字早已超越音乐范畴，走入了各阶层人的内心世界，影响了社会人心，激励了太多失败者重整旗鼓，推动了太多思考者关怀社会。说得更大些，他正在做的事情，已经具有相当的国家改良意义，而且这种改良永不停歇。

　　汪峰如今已不是《晚安北京》里的王凡，比起王凡来，他更称得上是一个奋进且勇于思索的强大的公民。小说里的王凡，是那个迷失于自我，迷茫于社会，看不到希望的平凡青年。在《晚安北京》里，王凡一直在爱与欲的痛苦中疯狂挣扎，自闭，消沉，浮躁，看什么都不顺眼，也从不关心他人的命运，即使有人在乎他，他也感觉不到温暖。他深深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乃是如此虚无。他一事无成，一无所有。因为没有钱，他和现任女友分手。因为捡到钱包，他想请两个女人吃一顿饭花完3000块，为的是释放自己，过完“活得像个人”的一天。他还爱着他暗恋的于小红，可于小红正在给香港男友当小三儿。芳芳挑逗他，诱惑他，可他就是没感觉。他最终的释放，是几乎和于小红上床成功，但黑色幽默是，黑暗中躺在他身体之下的女人不是于小红，而是芳芳。最惨的是，芳芳压根没把王凡当回事，纯粹跟你做欲望交换而已，还骂他是个屁。《晚安北京》写得极其绝望，王凡本来就失败透顶，打牌想输钱却赢了钱，捡了钱包却掉在下水道里拿不出来，请人吃饭想埋单却因为一起黑社会打斗事件被免单，想和于小红做爱却被芳芳嫖了。他的这颗破碎的心，总在冲动的欲望中沸腾，但外在的世界回应他的，不是根本没把你当回事，就是纯粹戏弄你。他绝望透了，昏昏沉沉地走上大街，最后被车撞死了。

　　生活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残酷。你爱过很多人，但很多人都离你而去；很多人爱过你，但你总倒在自我虚设的洞里，连感觉都很难真实，更不用说感情了。社会变化得让人眼花缭乱，在这个一切向钱看的纸迷金醉的时代，再圣洁的东西都已被糟蹋得体无完肤，毫无尊严，然后更多的人接受，继续接受，麻木，继续麻木，享受，继续享受，而青春就这么流走，你早已找不到真的我，离你最初的理想越来越遥远。你可以想象，像汪峰这种从五岁就被逼着拉小提琴的没有童年的人，像汪峰这种曾经抛弃体制结果被生存和理想搅得头痛欲裂的人，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在他的音乐世界里，他是个强人，但在可以养活自己之前的岁月里，他恐怕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是靠不甘心、不忍心以及极少数歌迷的鼓励，承受住了孤独，承受住了打击，才最终向成功迈进。他从小众走向大众，与其说是对体制和商业的某种妥协，倒不如说是他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从自闭、孤僻中解放出来，以更高的角度、更大的视野、更远的眼界，来重新对待自己的人生。尽管他依然如王凡般愤世嫉俗，但已经不再如王凡般自说自话，他开始想到自己这些可能在别人眼里根本没用的话，也有可能成为大家的共鸣。到后来，他越来越坚定地认为，创作本来就不能有太多“迎合”之念，越是真实得足以打动自己，说服自己，才越有可能打动大众，说服大众。事实上，他做到了。

　　当大众和媒体将汪峰推到现在这个地位的时候，他面临的束缚将是超乎想象的，很多话不能说，很多事不能做，很多题材不能碰。如果非把自己逼急了，也要想尽一切办法不那么直白，不那么敏感，不那么容易被各种势力来给自己和团队找麻烦。他也随时准备着再次回到一无所有——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他说他做过最坏的打算——即使那样，他还是要坚持创作。他之所以干这一行，首先不是因为这一行养活了他，让他有钱，有保障，有面子，有名声，而是因为他是的的确确热爱摇滚乐，热爱这个国家和人民，热爱得像对待自己的生命，因此不管状况有多么恶劣，他都没有原地踏步。他的心已经足够成熟，成熟到不改信念，创作已经成了证明自己“存在”的理由，就像真正的 如果停止写作就会感觉血液里没有了氧，一切都没劲透了。他对摇滚乐的信念，来自于音乐与灵魂的零距离沟通是可行的，重塑人的心灵甚至比制度变革还要来得迫切，来得有效。汪峰或许有这样那样的一大堆问题，媒体隔三差五就会找他的茬，但如果你相信媒体中的那个他，而不信摇滚乐中的这个他，那你就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了。他如同我们所有人一样，并不完美，就像他自己也意识到，一个人若真要达到摇滚人必须具备的各种品质，实在是太难了，他根本办不到，但他起码做了摇滚人应该去做、正在做而且已经做了不少的事。

　　汪峰，将成为至少一代人的群体历史记忆，将在时代的浪潮中无数次闪耀光芒。虽然他曾经是绝望的无力者，但他一步步做到了自救，也正在一步步救人。汪峰，牛逼！

　　（本文首发于2012年7月6日《公民议报》。作者为 兼签约公益歌手，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九年）

　　作者简介：杨银波，独立 ，重庆华龙网传媒有限公司首批签约的公益歌手（摇滚），1983年3月3日生于重庆，2003年出道写作，2010年出道演唱，崛起于社会底层。杨银波是第五届中国网络音乐节全国网络歌手大赛西南赛区第六强，2010年12月获颁“十佳歌手”荣誉。已发表文章600余万字，主要作品有：《公民杨银波》（社论政见选集、自刻歌曲专辑）、《中国的主人》（长篇电视剧本）、《野草疯长》（长篇青春小说）。当前正在创作反映中国农民三十年坎坷历程的“仿实录”长篇小说《黄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