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林纾是近代中国文学家、翻译家。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他的成名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即署此名）。
　　
　　1852年11月8日（亦说10月27日），林纾出生于今天的福州市光禄坊玉尺山下一户人家。林纾的祖上乃闽县莲塘乡人，世代务农，直到祖父林邦灏才到福州城里谋生：“始辍耕治艺于城中。”每月工钱不过折合铜钱一百二十枚，而林纾的祖父面对的是上有老母，下有妻儿的一个穷困大家庭，全家人每天仅够稀粥果腹。好在林纾的父亲林国铨从13岁起就做手工挣钱贴补家用——后来到闽北山区建宁县一个盐商手下经营盐务，家中收益才有了好转。
　　
　　1856年，林国铨租了两条船沿着闽江上游沙溪往靠近江西的建宁县运盐途中，因盐船触礁沉没，导致倾家荡产，全家再次陷入困顿。林国铨只得背井离乡，独自一人渡海前往台湾谋生，丢下林纾寄食于外祖母家。正是由于家境的贫寒，培养了林纾从小刻苦学习的优秀品德。关于林纾从小生活的艰难困苦， 孙郁在所编《苦境——中国近代文化怪杰心录》（团结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中这样形容：
　　
　　“中国知名人物中出身寒微的并不少见，但像林纾这样穷苦困顿到形同饿夫，并且旋起旋落、灾祸不断的却也不多。”
　　
　　1863年，11岁的林纾师从长髯博学的私塾先生薛则柯学习古文，深得恩师器重。林纾在《薛则柯先生传》里这样描写恩师：
　　
　　“长髯玉立，能颠倒诵七经，独喜欧阳公文，及杜子美、岑嘉州诗，抗直好忤人。”
　　
　　林纾评价恩师是个人品正直、满腹诗书却也脾气倔强的老派书生，故而教出的学生如出一辙——林纾本来从小就脾气急躁，现在更是倔强耿直、性格暴烈，但学问日益精进，开始忧国忧民。人称之：“畏天循分亦狷狂忧国。”对此，《林畏庐先生年谱》中记载，林纾日后对自己的孩子们说过：
　　
　　“余至八岁至十一岁之间,每积母所赐买饼饵之钱,以市残破《汉书》读之。已而，又得《小仓山房尺牍》，则大喜。母舅怜之，始以其《康熙字典》贶我。时吾攻读甚勤，尝画棺于壁，而挈其盖，立人于棺前，署曰：“读书则生，不则入棺！”若张座右铭者”
　　
　　林纾说的是为了专心致志学习，特意在家中墙上画了一具打开盖子的棺材，自己站在棺材前，用笔在一旁题道：“读书则生，不则入棺。”可谓一介狂生，头角初露。
　　
　　16岁时，林纾自己也去了台湾，帮助父亲经商，做一些簿记、杂务之类的工作，一待就是三年。在台湾的所见所闻，林纾后来都写到自己的小说里去了。
　　
　　18岁时，林纾回来福州与刘有棻的长女刘琼姿结婚。刘有棻虽然是一个穷书生，但家境还是优于林家。他读到林纾从台湾寄回的《上外祖母郑太孺人书》，非常感动。说在信中能听见林纾的真挚哭声，这样孝顺的青年，女儿可以嫁给他。
　　
　　二
　　
　　20岁前，林纾凭借修补古籍残书的技艺，已校阅残破烂污古本两千余卷，因而知识掌握也像老师薛则柯一样满腹诗书。这时林纾已小有文名，不畏豪强，目空一切，故而被乡人视为“狂生”。福州螺洲籍的“末代帝师”陈宝琛（逊帝溥仪的老师）曾这样评价林纾：
　　
　　“少以任侠闻，事亲至孝，顾善骂人，人以为狂。”
　　
　　1879年，林纾受福建督学孙治经的赏识，破格录取林纾入县学读书，28岁才改变“童生”身份，获生员资格，成为一名秀才。
　　
　　1882年，30岁的林纾领乡荐，高中为江南举人，一家人大喜，家中境况也开始好转。与林纾同年考中举人的有福州同乡郑孝胥——福建乡试解元，后任“伪满洲国”总理；方家澍——后进士及第，廷试第一；陈衍——后官至学部主事，近代大诗人；高凤歧——后任广西梧州知府（其弟高而谦后出使欧洲）。
　　
　　中举后的林纾先在故乡的龙潭精舍任教。嗣后，迁居台江苍霞洲，结识了同年举人李宗言（官至江西广信府知府、安徽候补道）。而李宗言和李宗袆兄弟乃福州著名藏书家，喜出望外的林纾借阅李家丰富藏书达三四万卷之巨，学问至此足可傲视群雄，为日后当 打下坚实的基础：
　　
　　“于是文笔恣肆，日能作七八千字。”
　　
　　此间，林纾还与高凤歧、李氏兄弟、陈衍、周长庚等十余人，组成“福州诗社”，互相唱和，坚持觥筹诗咏达十年之久。在孔庆茂写的《林纾传》（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里记载一件趣事：
　　
　　“他与林述庵（名崧祁）和另一位姓林的朋友（有说是林庾园）被称为‘福州三狂生’。‘三狂’、‘十躁’”是当时福州人都熟悉的狂傲青年。据说最初林纾和林庾园讨论诗不合而大起争吵。他把林纾的狂妄傲慢告诉了林述庵，林述庵听罢很生气，想当众出林纾的丑，教训教训他。但是述庵看了林纾写的《陈节妇吟》后，大加赞赏，恨不相识，他请林庾园给林纾写了一封信，表示对林纾的倾心仰慕，希望一见为快。．．．．．．林纾与林述庵在台江桥南的水榭中相见，两人一见如故，长跪不起，恣意大哭，举座为之大惊。他们旁若无人，各取巨觥，痛饮三大白，订为生死交。．．．．．．此举惊动全城，被称为两个‘疯子’。”
　　
　　不过此时的林纾虽然会撒酒疯，但仍然渴求功名，试图在仕途有一番作为。
　　
　　1883年，从这一年起，林纾先后七次进京参加礼部会试,却屡试不第。直到47岁上才了断做官为民的念头，一心走向文学创作之路。
　　
　　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法国孤拔舰队袭击驻马尾港的福建水师，致使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林纾悲愤不已，曾于钦差大臣左宗棠来闽督办军务之机，与好友周长庚冒死拦马状告昏庸畏战、谎报军情的福建官员何如璋、张佩伦（ 张爱玲祖父），清廷终于将两人革职充边，也算林纾的又一次“狂生”之举。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林纾“感愤郁勃，无可自适”，又与友人上书清廷，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反对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可见这位福州“狂生”是一狂到底。这一点，有诗为证。林纾于1921年10月，曾写有《七十自寿诗》20首，备述生平遭际与不平。第一首就写道：
　　
　　“畏庐身世出寒微，颠顿居然到古稀。
　　
　　多病似无生趣望，奇穷竟与饿夫几。
　　
　　回头未忍思家难，傲骨原宜老布衣。
　　
　　今日王城成小隐，修篁影里掩柴扉。”
　　
　　《七十自寿诗》另外一首则专门述说自己的狷介狂傲：
　　
　　“少年里社目狂生,被酒时时带剑行。
　　
　　列传常思追剧孟，天心强派做程婴。
　　
　　忍寒何必因人热，趋义无妨冒死争。
　　
　　到此一齐到忏悔，到书坐对短灯檠。”
　　
　　三
　　
　　1900年，林纾到北京任五城中学国文教员。所作古文，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重。
　　
　　1903年，林纾受聘兼职于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任笔述。林纾这时与严复共事，常参加严复、陈宝琛、陈璧等在京任职的同乡聚会。
　　
　　1906年10月，林纾受京师大学堂校长之邀，担任大学堂预科、师范科的经文科教习，后改就文科任教。他在预科授人伦道德课中，循循善诱，以其人生体验相印证，又繁征博引为譬解，妙语如珠，发人深省。
　　
　　1907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师范生毕业，林纾应邀作“纪别图记”，告诫学生：
　　
　　“大学堂制，盖类古太学。顾太学以其名，而大学堂所制业，则务其实。．．．．．．国家日励士而盛资其学，即欲以所学淑天下，．．．．．．愿诸君诏学者念国，毋安其私。”
　　
　　1907年，林纾兼任北京闽学堂教习。
　　
　　1909年，他又兼高等实业学堂、旅京闽学堂讲席。其间，林纾因与北京大学中魏晋古文学派的意见相左，论争激烈，曾提出辞职。好在有严复撑腰：“严几道为大学堂总监督，再三留弟不放”。严复离开北大后，林纾也于1913年4月辞去教席。
　　
　　1915年4月，林纾入北洋皖系军人徐树铮所办的正志学校任教务长。他继续推崇桐城派古文。同时，林纾早在青年时代便关心世界形势，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人到中年以后，林纾每每：
　　
　　“尽购中国所有东西洋译本读之，提要钩元而会其通，为省中后起英隽所矜式。”
　　
　　但是林纾不懂外语，不能读西方原著，只靠“玩索译本，默印心中”，因而常向马尾船政学堂师生“质西书疑义”。所以《清史稿·林纾传》中如实记载：
　　
　　“（纾）所译欧西说部至百十种。然纾故不习欧文，皆待人口达而笔述之。”
　　
　　四
　　
　　1897年2月，相濡以沫的妻子刘琼姿病故，一下将林纾击倒了。之前林纾家中就有母亲病故等丧事不断，忙得林纾身心俱疲。这时家人劝林纾到马尾散心。其时马尾船政学堂的几位好友为了帮林纾走出消沉的困境，就邀他一同译书。对此，钱基博这样写道：
　　
　　“纾丧其妇，劳愁寡欢！寿昌因语之曰：‘吾请与子译一书，子可以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绍一名著于中国，不胜于蹙额对左耶！’遂与同译法国小仲马《茶花女遗事》行世。”
　　
　　这事还得到了林纾的福州船政局挚友魏瀚的鼎力支持，他不仅答应出资刊行译作，还雇了一叶偏舟，载上酒菜，为之翻译大事助兴。我们不难想见这样一幅动人图景：留法的才子王寿昌手捧法国 小仲马的《茶花女》法文原著，逐页细阅，逐句读出。福州的才子林纾倾听之余，品味琢磨，俨然下笔如有神助——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上第一部文学作品《巴黎茶花女遗事》就这样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