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政潮动荡，短短的16年时间里就有29位国务总理，称之为“走马灯”式的轮换一点也不过分。在这29位国务总理当中，有一位出自河北籍（当时称直隶省）的，他就是王士珍。
　　
　　自幼家贫的王士珍
　　
　　1861年7月14日，王士珍出生于河北省正定县牛家庄村。牛家庄在正定县城北，距县城5公里，现今的人口约有5200人，是个大村子。我们现在去牛家庄，从石家庄沿着107国道北行，大约只有20分钟的车程。在王士珍的少年时代，石家庄根本算不上地标，他们是以正定城为中心计算路程的。即使是到了1948年，祖籍正定的已故历史学家高昭一到设在正定的华北大学第四部（研究部）工作时，她去牛家庄也还是以正定为坐标原点的。高昭一的母亲是王士珍的堂姐，她回忆起小时候去姥姥家的情形很是温馨：“出了北关，是通往牛家庄的路。当年有东西两路，两路均柳树成林，车行于夹道中。走东路要穿过一个小村庄，名五里铺。记得那时每路过此，就得背诗一首：‘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而今，这个诗意般的小村子也杳无踪影了。”
　　
　　王士珍的祖上是从山西逃荒来到正定牛家庄村的。但是，在牛家庄定居下来以后，王氏祖先慢慢走上了读书路，因而说王士珍出身于书香门第是不错的。但到王士珍那一代，早已家道中落，贫困不堪了。王士珍的父亲弟兄3个，老大王如松无出，20岁便弃世而去，故而小士珍一出生就过继给了伯母刘氏。王士珍的父亲王如柏21岁时战死沙场，没有留下其他子嗣，王士珍便被两个母亲抚养长大。
　　
　　幼年的王士珍身体羸弱，原因是家境窘困，营养不良所致。嗣母刘氏早兴晏息，把所有心思都花费在了王士珍身上，最终使体弱多病的小士珍变得健壮起来，到7岁时终于彻底痊愈。于是，刘氏带着士珍回正定城内娘家居住，并送他入私塾读书。刘氏延请的塾师均为正定名宿，束脩又求丰腆，可她的收入又很少，靠自己做针黹活儿要养家吃饭，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这时，妯娌间的亲密感情就体现出来了，王士珍的生母丁氏也把自己的“针黹余资尽力补助”，不计较自己的亲生儿子已经出嗣。刘氏与丁氏共同抚育着王士珍，且和睦相处，于是就有了“双节”的美称。
　　
　　王士珍发达以后，就琢磨着为两位母亲建双节祠，他的这一愿望在1920年冬天得以实现。落成的王氏双节祠在正定西门里，规模较大，坐南面北，分正院和东西两院，原有房屋40余间。现在我们看到的双节祠，正门为面阔3间、进深1间，青瓦硬山顶建筑，设正脊和博脊，明间辟一券一伏石门脸。穿过大门，便是一所开阔整齐的四合院，院中央矗立着一座贞节牌坊。牌坊为青石质，四柱三间式，通面阔6.85米，进深2.07米，高大挺拔，气宇轩昂。穿过牌坊，迎面便是正厅，面阔3间，宽敞高大。厅内正面为王氏宗祠牌位龛楼，内供王氏祖宗牌位。厅内四周墙壁上悬挂着当时军政名人、亲朋、同僚馈赠的手书牌匾共计72块，如徐世昌的“慈孝恭和”、黎元洪的“双节凌霄”、华世奎的“庸训同传”、曹锟的“冰清玉洁”、吴佩孚的“松筠媲美”等。
　　
　　崛起军界的王士珍
　　
　　刘氏和丁氏两位寡妇靠着微薄的收入供养王士珍读书，赔累多多。年龄稍长、已谙世事的王士珍不忍看着两位母亲为自己操劳，而谋养家糊口的途径。17岁那年，王士珍考入正定镇标，在总兵叶志超手下当兵。
　　
　　1885年，王士珍被保荐进入刚成立的北洋武备学堂学习近代军事。北洋武备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陆军军官学校，是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创设的。学堂初设步、马、炮、工程4科，1890年后增设铁路科。课程设置分学、术两科，学科教授中国经史、天文、舆地、格致、测绘、算学、化学、战法、兵器等；术科教授马、步、炮队操演阵式，枪炮技艺和营垒工程等。学堂取德国教学法，注重实际演练和考核。每日教习以德语授课，学生靠翻译听讲。隔三五日到军营一次，演练筑垒、操炮技术和步、马、炮、工各队攻守战法，检验所学军事知识。
　　
　　王士珍在北洋武备学堂肄业3年，不仅学到了来自西方的近代军事理论和技术，而且还结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后来与王士珍并称为“北洋三杰”的冯国璋、段祺瑞也是北洋武备学堂首期学员，而且他们三人还是结义兄弟（冯居长，王居次，段最小）。北洋武备学堂肄业者中与王士珍关系密切的还有曹锟、段芝贵、陆建章、李纯、李长泰、鲍贵卿、陈光远、王占元、何宗莲、田中玉、雷震春、言敦源、卢永祥等人，皆是民国时期有名的军政首脑。
　　
　　在北洋武备学堂的肄业经历，只是给王士珍崛起军界奠定了基础条件，他真正在军界显露头角是在小站练兵时期。甲午之役，中国竟败于蕞尔小国日本，清廷上下大为震惊，于是编练新军的呼声日盛，这才有小站练兵之举。袁世凯主持小站练兵以后，便挑选各方面人才，王士珍被原先的北洋武备学堂总办荫昌推荐给袁世凯。王士珍起初任新建陆军（袁世凯将他编练的新军命名为“新建陆军”）督操营务处会办、右翼第三营步队帮统兼步队学堂监督，后又擢升工程营管带兼德文学堂监督，而让王士珍在新建陆军声名鹊起的却是一次意外事件。
　　
　　1896年4月，有一个名叫胡景桂的御史采取“舆论”，没有调查，缺乏证据地以袁世凯练兵“克扣军饷”、“诛杀无辜”等罪名上奏弹劾之，所谓“徒尚虚文，营私蚀饷，性情谬妄，扰害一方”。清廷见胡景桂“拾多款参奏”，遂准其奏，并令北洋大臣荣禄前往查办此案，兵部司员陈夔龙偕同前往查办。为迎接荣禄的视察，袁世凯及新建陆军全军上下作好了充分的准备，步伐整齐，虎虎有生气。王士珍还将其自制的水雷、地雷及浮桥等进行了实际演习，精彩的演习使荣禄目瞪口呆。在严整的军容及威力强大的武器面前，荣禄感叹袁世凯练兵的成就颇大，于是采取了回护的态度。
　　
　　第二年，荣禄再次检阅新建陆军。路过海河时，河面尚有冰冻，王士珍用特制的帆面做桥搭于冰上，荣禄的随身步兵、骑兵、炮兵从桥上行如坦途。这种帆布桥稍加整理后即可为小舟，可供游渡，若折叠极易收藏、携带，荣禄看后更为高兴。等检阅完毕后回去再渡海河时，王士珍仍为他架设帆布桥，荣禄担心天已渐暖，冰河解冰，存有危险。王士珍禀告说：“不用担心，三天之后方可解冻。”后来果然如此。时人记述说：“荣相深服公料事精核，特命至寓会餐，谈讌竟夕。后与袁公书，谓公负治国大才，不第长于兵事也。”有了荣禄的吹捧，王士珍的名声自然大了起来。不久，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应诏北上，与王士珍做了深入交谈，并夸赞他“才识无双”。自此，王士珍就一直跟随袁世凯，做到江北提督、陆军部大臣，成为晚清重臣之一。
　　
　　步入政坛的王士珍
　　
　　1917年11月30日，代理中华民国大总统不久的冯国璋，正式任命王士珍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有一位记者前去访问新任总理，问其有何政见，王士珍叹息一声，说：“余少年时，意气不可一世，视建功立业，直寻常事。比追随李合肥，以彼勋望之隆，才猷之富，阅历之深，凭藉之厚，而见其行事多扞格。每郁郁不自得，始叹天下多难事，非可妄自矜许。从此遂不敢放言高论。后渐跻高位，闻见更广，益知建树之不易，惟兢兢自持而已。自由江北提督解任归里，即无宦情；辛亥一出，已为蛇足。其后以项城敦迫，故交牵率，勉相周旋，毫无裨补。今复以河间推挽，忝尸揆席，而国事则久无可为，岂余之才力所能有济，不过聊徇友谊，暂维门面，有何政见之可谈乎！惟私心默祝和平统一早日实现，兵祸不作，举国宁谧。余得为一太平之民，安居乡里，于愿足矣；然颇虑此愿之不易偿也。”
　　
　　根据王士珍自己的这段叙述，他承认自从卸任江北提督以后，就再也没有当官的心思了。王士珍卸任江北提督是在1910年，次年武昌民军起义，正在安阳“养病”的袁世凯，重新被清廷启用，袁奏调王士珍为湖广总督，后又调为陆军部大臣。但王士珍以治病托词不就，后清廷电命，王士珍才迟迟到京。到任后表现消极，到清廷退位时声明“本官职业已解除”，于1912年春节前携眷属返回正定退隐。
　　
　　及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函电交驰，促其入京，王士珍始终不为所动。1914年夏，袁世凯派其长子袁克定及北洋僚友数人专车来正定，临行前，袁世凯对袁克定说：“王公不来，勿归也。”袁克定一行到正定毕恭毕敬地转达了袁世凯的诚意，固请王出山，王执意不从，袁克定只好无功而返。不久段祺瑞去南方视察，回京时路过正定，预先打电报告知王士珍：“拟正定下车，登门拜访。”段祺瑞的专车到达正定，王士珍便到车站迎接，段祺瑞却并未下车，只派亲信下来，邀请王士珍上车会见。等王士珍进入车厢，段祺瑞马上命令开车，这样就把王土珍骗到了北京。王士珍不得已，只得答应出任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模范团筹备处处长，授陆军上将。
　　
　　然而，当袁世凯帝制自为的苗头越来越盛之时，王士珍又打起了退堂鼓。筹安辉成员王天纵屡次威胁恫吓，要王士珍在劝进表上签名，但王士珍抵死不同意，且想以言词打动袁世凯。“勉相周旋，毫无裨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他之所以同意出任国务总理，也是看在冯国璋屡屡敦请的份上，不得不勉为其难。
　　
　　王士珍组阁后，段祺瑞通过报纸对王内阁大肆攻击，又嗾使新交通系进行倒阁活动。昔日的盟兄弟已变为政治上的对手，王士珍的退意重生。于是，王士珍便在1918年2月底借口身染疾病，偷偷跑到天津躲了起来。总共算起来，王士珍署理国务总理的时间才有3个月，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建树了。
　　
　　维护和平的王士珍
　　
　　淡出政坛的王士珍也没有闲着，他曾两次主持临时治安会，维持北京的治安。这两次临时治安会分别是1926年4月间的京师临时治安会和1928年6月间的京师临时治安维持会。1926年4月间的京师临时治安会是王士珍与另一位北洋派元老、曾担任过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一起主持的。其时，正值奉系军阀张作霖与直系吴佩孚进攻占据北京的冯玉祥国民军，双方激战中不仅炮弹横飞，奉吴方面还出动飞机轰炸京城，给城内居民造成很大伤害。为了说服奉吴不再轰炸北平，王士珍领衔发出多封电报，极尽劝说之能事。4月4日发给张作霖、吴佩孚、张学良等人的电文云，“和平之报书不至，飞机之炸弹频来，警国乎？警民乎？国非诸帅之国乎，民非诸帅之民乎？于敌方何损乎。吾辈诸老朽悯无辜之就死，罹牵动于外交。每于飞机翔舞之时，辄鹄立庭阶，情甘以己身拜受君赐，冀以赎人民之冤命，以杜邻邦之衅端，以醒诸帅好生之心。”情愿以己身替人民受难，“以醒诸帅好生之心”，何等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