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稍涉猎清末戊戌变法史的人都知道，康有为所著《孔子改制考》曾在当时官绅社会掀起巨大波澜，康有为把孔子创立学说说成了“布衣改制”。这推翻了传承数千年的关于孔子“圣人”的固有地位，一介圣人跌落至布衣，被当时守旧学者及官僚斥责为“离经之野狐”。后人史述大都回避了康有为此说的学术性（据传剽窃于同期大学者廖平），而专述康有为此说的当时现实意义和它的时代影响，即他自己“托古改制”的性质，——传统（官僚）文人借古喻今的手法。
　　
　　确实，后人回避“孔子出处”确也有难言的苦衷。一，孔子是数千年循环更替皇朝共同打造的历史人物，是历代皇朝道统的象征。从它的延续性来说，任何后人个体都无法与这种厚积的历史相抗衡。这是从历史的厚重性来讲。二，就孔子在历史上的记载来看，孔子处于周朝诸侯国春秋末期，他一度位至诸侯国之一鲁国宰相（轮不上做国王）。而经历数百年战国诸侯逐鹿纷争、秦国一统中原以后，始皇帝做了两件影响至深至远的大事，一是书同文车同轨，把原有各国的不同文字统一到秦国创立的文字上（秦篆也叫小篆。需要说明，由于《中庸》记载了“书同文车同轨”，因而有考据学者认为，《中庸》时代即周朝就“书同文”了。不知是《中庸》写在后还是书同文发生在前，成为了从古至今历史常态的有关历史真相的争议话题。其实，不否认周秦应具有传承性）；二是焚书坑儒，把儒人与儒学来了一次彻底清扫。至汉朝武帝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及司马迁《史记》载入先秦诸子百家，儒学的真谛原旨走偏了多少？这也是其后数千年皇朝各类学者质疑的原因。有历史学者叙述：武帝时代，有民间把祖上藏于墙壁、箱底的残留古儒学著拿了出来（和上世纪中期“破四旧”前后惊人相似，但由于古代读书人少于近、现代，始皇帝焚书更彻底）。在历史演化中，形成了和当时已经确立的“今文经学”相对的另一派学说“古文经学”。土匪和王者的区别是，一者无需学说，一者必需学说，——据有专门研究的学者揭示，既别于土匪又别于皇帝的军阀也信奉和利用学说。历史皇朝统治者很精通这个道理。
　　
　　孔子是否是一个圣人，这成了那个“不同文”时代言之凿凿的传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封建皇朝中国只有一个圣人，那便是封建历朝现实道统社会中的皇帝，否则历史上不会有“九儒十丐”之说。文圣孔子，只是“圣人”皇帝手中的一件法器，随时需要，便随时拿出来“赐予我力量”。后人质疑文圣孔子的史料不多（或完全有可能被历代皇朝所删禁），但质疑武圣关羽的文章不少。从三国时代的一国之“将”，到宋朝的封“公”，到元、明的封“帝”封“圣”（关帝和关圣），历史一路记载很清楚。从关羽的死人升迁中，后人能否读懂封建皇朝独特的打造文化（为死人树碑立传）？而历朝先人们则不自觉又自作多情地与皇朝法器打造的两圣的相似品质去对号入座。
　　
　　数千年皇朝打造的传统中国人信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句名言，因而历经千年，成功地打造了这个历史榜样人物（这和近、现代宣传英雄人物，俗语说“死好”有异曲同工之处），这是一个集人类优点于一身的人物。这也是康有为把“圣人”说成“布衣”时那些守旧者竭斯底里反对的原因：他们堂皇地认为“正义”不能被推翻了。不过是，封建时代先人们对人类社会认知水平说明，也许，确难否认：哥只是一个传说（这种观念实质已经像清末的世界地理观念那样在人数占众多的普通人们心目中难于逆转了）。
　　
　　假如说，封建时代确立“圣人”是为了皇朝道统，那么，康有为借圣人说“布衣改制”，也只是为了他现实需要的变法。这是相同手法的不同使用，是同一种“苦衷”。这也许更可以认为是传承性的同一种国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