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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这个在脑中如电光石火，出口即晴天霹雳的伟大名字！ 这就是ZivilCourage——普通民众不畏威权反抗一切压迫的那种以卵击石、响遏行云的勇气。我把它翻译成“平民勇气”。 我在网上查到了索菲的照片。她是个娇小温柔的姑娘。我第一眼就爱上了她，不是因为她的生日跟我一样都在5月9日，而是因为她如此典型地代表着ZivilCourage那青春永不老的惊人美丽。 ZivilCourage虽然美丽，却十分弱小，所以像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并不重视他们。他重视的是那些手握军权、曾数次放置炸弹想炸死他的军内反对派。据说希特勒专门下令把绞死那些军内革命者的情况拍成电影，作为饭后甜食反复观看。而像舒和兄妹这样的大学生，可能他们被处死的事情希特勒都不知道。 希特勒重视错了。他不懂“千夫所指，不疾而亡”，他不懂“人心向背，所向披靡”，他甚至忘了“民可载舟，亦可覆舟”。舒和兄妹是微不足道的，然而他们的力量却正在于他们的微不足道。他们就是纳粹德国这座大山压在最底层的那一粒微不足道的种子，没有阳光、没有雨露、没有沃土，甚至没有空间，然而他们顽强地发出稚嫩的新芽，顽强地伸出不屈不挠的根须，顽强地开出耀眼的花朵，顽强地结出不可抗拒的果实。是的，他们没有戈培尔覆盖整个德国社会的电影、电视、报纸、杂志等宣传利器，他们只有薄薄的一页油印传单而已。然而，就是这薄薄的一纸，其杀伤力却令戈培尔所有的宣传机器都望尘莫及。他们不仅勇于以卵击石，而且他们甚至一定要撞在那块石头最硬的地方：“从希特勒的嘴里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是谎言……那些今天仍然不相信纳粹邪恶存在的人，他们远远没有理解这场战争的形而上的背景……我们必须在邪恶最强有力的地方攻击它，这个最强有力的地方就是希特勒的权力！”（摘自第四号传单） 在他们被捕前两天，索菲曾向朋友说过：“已经有如此多的人为了这个暴政而死，现在应当有人为了反抗这个暴政而死了！”而就在这一天，汉斯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走过太多的弯路。我知道，深渊正在我面前张开大嘴，漆黑的暗夜包围了我求索的心灵——但我义无反顾地踏入深渊。想想克劳德尔（Claudel）的那句话吧：Lavie，c’estunegrandeaventureverslalumiere（生命就是导向光明的历险）！”因为无知所以无畏的人到处都有，但舒和兄妹却是因为有知所以无畏。 真正的痛苦是没有信仰。舒和兄妹是幸福的人，因为他们有真诚的信仰。牢狱之灾，甚至失去生命，都不是能让他们止步的痛苦。 汉斯甚至相信痛苦能给人力量。他在1942年8月24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坚信痛苦拥有无穷的力量。真正的痛苦就像一个浴缸，我们将从中浴后重生。”离开位于慕尼黑威特斯巴赫宫（PalaisWittelsbach）的死牢时，他用铅笔在墙上写下了：“为反抗所有的暴力，善待自己！”对于自己再次入狱，汉斯早就预言过。在俄罗斯实习的时候，他在日记中写道：“也许我将再次入狱，也许还有第三次、第四次。监狱不是最可怕的，也许它甚至是最好的东西……在狱中我找到了爱，而伴随着爱的一定是死亡，因为爱从不要求回报，因为爱不需要代价。” 那么，是什么让舒和兄妹忘却了所有的恐惧和痛苦呢？是什么让他们如此轻松地超越痛苦、视死如归呢？好像宿命，这个答案就在由库特•胡伯教授（KurtHuber）执笔，由舒和兄妹散发的第六号，也是他们最后一期传单中： “自由与尊严！十年了，这两个美妙的德语词被希特勒及其同伙榨干了汁液、砍尽了枝叶、拧歪了脖子，让人一听就忍不住地恶心。只有希特勒这样拙劣的业余演员才能如此成功地把一个民族至高无上的价值扔进猪圈。十年来他们剥夺了德国人民所有物质和精神上的自由，毁灭了德国人民全部的道德基础，这充分证明了他们嘴里夸夸其谈的自由和尊严到底是什么……同学们！德国人民在看着我们！他们期待着我们！1813年我们战胜过拿破仑的暴政，现在我们要用同样的精神力量去摧毁纳粹的暴政！” 四年之后，1946年7月11日，在遥远的东方，国民党特务悍然暗杀了民主斗士李公朴。在四天以后的李公朴追悼会上，另一位民主斗士闻一多发表了他流芳百世的《最后一次演讲》：“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会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我们都会像李公朴先生那样，跨出门去，就不准备再跨回来！”演讲完毕，闻一多先生旋出会场即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真的没能再回到他刚刚离开的家。 果然，就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了，就有千万个闻一多站起来了，当时的爱国青年，都直奔延安而去了。国民党就这么倒了。那时的国民党不明白，杀死闻一多就等于自杀。 就是这个闻一多，写下了伟大的爱国诗篇《七子之歌》，在半个世纪后的1999年，在澳门回归祖国的光荣时刻，再次打动了无数的中国青年。他和李公朴一样，都是足以与舒和兄妹并肩而立的当之无愧的自由斗士。 自由是一个怎么看都美丽动人的字眼。1789年，刚刚穿越资产阶级大革命惊涛骇浪的法国议会通过了由拉法叶特（Lafayette，1757～1834）起草的《人权宣言》，开宗明义就石破天惊地宣布“人人生而自由”。要知道当时的法国是世界上等级最森严的国家之一，拉法叶特说出这句话，需要何等的勇气！《人权宣言》还规定人民生而拥有自然和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平等、自由、安全和财产”，而国家和政府存在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保障人民这些不可剥夺的权利。 1948年通过、现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共同签署的《联合国人权宣言》同样认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并且强调：“对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固有尊严、平等和不可剥夺之权利的承认，是世界上自由、正义与和平之基础。” 那么什么是“自由”？《联合国人权宣言》说得很清楚：“自由是人在不损害他人权利的条件下从事任何事情的权利。” 可见，“自由”是普世公认的人人生而具有的权利。 这是对自由的抽象定义。然后“自由”具体是什么？具体到舒和兄妹身上，纳粹对他们的起诉书就是他们踏上自由航船的那张船票；纳粹对他们的死刑判决就是欢送他们飞向永恒的自由彼岸的二十一响礼炮；希特勒这个能让小儿停止夜哭的恶魔不过是助他们登上人类思想自由的奥林匹斯山的最后的那块顽石。自由就是他们在1943年2月22日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用自己滚烫的青春和鲜血织就的英雄花；自由就是他们从那一刹那开始的永垂不朽的生命。 索菲就义之后，有人在她的监号里发现了对她的起诉书，在起诉书的背后，赫然写着两个字：“自由。” 在他们的传单中，他们甚至预言了当今欧洲统一的基本原则：“新欧洲的基础是：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保护国民不受国家暴力的任意欺凌。”整整六十年之后，在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主持起草的《欧洲宪章》中，我们差不多可以一字不差地找到这些话。两次被世界大战摧毁得只剩下废墟的德国今天再现繁荣富强，难道能说与舒和兄妹的慷慨就义毫无关系吗？ 什么叫慷慨就义？“慷慨”就是意气风发，“就”就是闲庭信步而去。 “义”呢？ 听说过这段话吧：“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这就是成语“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来源。这话是孟子说的。可孟子说这段话的目的是为了引出下面的话：“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你知道“义”是什么了吧？ 舍生取义！舒和兄妹的思想，相当于我们的“亚圣”。 我们中国人讲究家庭观念，传统上说死去的亲人变成鬼后是要回家看看的，所以才会有老人不愿意拆迁。他们不是不知道住新房好，他们是怕逝去的亲人找不到回家的路。可半个多世纪之前，重庆歌乐山有个叫渣滓洞的地方，就有几个共产党政治犯写过两句话：“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那是真正有信仰的英雄。 索菲虽然是女人，可依我看她也是个死不还家的雄鬼。她在临刑之夜不仅睡得很香，而且还做了一个梦。她的妹妹英格是这样记载的：“当索菲在临刑的早晨被摇醒的时候，她坐在她的监铺上讲述了她刚做完的梦：‘我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抱着一个婴儿去受洗礼。婴儿穿着长长的白袍。到教堂必须通过一座陡峭的山。我稳稳地抱着婴儿走上山去。突然我面前出现了一道冰川深涧。我刚把婴儿在身边放下，就坠入了深渊。’然后，她向同监号的犯人解释自己的梦：‘那个婴儿就是我们的信念。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挡它的成长。我们是它的开路人，但我们必将在它成人之前为它死去。” 真正的视死如归。他们确实不用回家，因为死亡对于他们就是自由，而自由是他们永远都不会拆迁的家。 1943年2月23日，舒和兄妹被处死后的第二天，纳粹在《慕尼黑新新闻》中这样报道他们的死：“……人民法庭于1943年2月22日以阴谋颠覆国家罪与通敌罪判处二十四岁的汉斯•舒和、二十二岁的索菲•舒和（均来自慕尼黑）、二十三岁的克里斯蒂安•普罗普斯特（来自因斯布鲁克的阿尔德安斯）死刑并剥夺公民权。本判决已于当日执行。这些不可悔改的反动案犯在房屋上刷写反国家的口号并散发阴谋颠覆国家的传单，不知羞耻地对德国武装力量和德国人民的抵抗精神犯下了滔天大罪。与德国人民的英勇抗敌相比，这样邪恶的行为只配立即处以名誉扫地的死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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