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1月28日于我是个难忘的日子。它之所以难忘，并非因为它是个星期五，而是因为德国电视二台（ZDF）的一个节目。当时我刚吃过晚饭，坐在柏林东边轻轨环线之外的礼光区（Lichtenberg）舸碧街学生宿舍九楼的更上层楼斋里，因为喝了点革命的小酒，蒙蒙胧胧干不成活儿。窗外是北德漫长的冬夜，门口则毫无美女来访的迹象，一切都昭示着今夜无望遭遇激情。我只好开始叠昨天洗完的袜子，一边打开那台老掉牙的彩电听个声儿，预备叠完袜子睡觉。
　　
　　德国电影二台正播“德意志俊杰”（UnsereBesten），评选德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十大名人，跟咱们评“体育十佳”差不多，每个候选者都有专家介绍，然后当场由观众打电话评选，最后完全按观众的投票决定排名。我边叠袜子边漫不经心地看着。咱们虽然是第三世界的穷教授，但电视台这种招徕观众的传统招术却并不陌生。能有什么精彩？
　　
　　精彩超乎想象！
　　
　　因了这个节目，我在这个晚上正面遭遇激情。
　　
　　当时节目里正介绍舒和兄妹（GeschwisterScholl）。
　　
　　1978年我十六岁，那时我就开始与德语发生关系。然而直到二十五年之后的2003年，我才第一次听说舒和兄妹，可见他们并非什么了不起的政经泰斗。哥哥汉斯与妹妹索菲都是慕尼黑大学的学生，哥哥学医，妹妹学的是生物与哲学，也没什么了不起；哥哥比妹妹大两岁多，更没有什么了不起；哥哥死时二十四岁，妹妹死时二十二岁，显然都还来不及成为了不起的明星。他们俩死于同一天同一个地点，这比较少见，但认真说起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真正了不起的，是他们为什么而死。
　　
　　1943年2月22日下午四点到五点，离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彻底灭亡不到一千天，他们在慕尼黑斯塔德海姆（Stadelheim）的盖世太保监狱被处决，因为他们在慕尼黑大学散发反纳粹传单。与德国传统的严谨拖拉相反，纳粹法庭的效率惊人，2月18日他们被捕，22日审判，当天就执行了。
　　
　　舒和兄妹如此年轻，他们并不想死，可奇怪的是他们却不怕死——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死。妹妹索菲在笑赴刑场时说：
　　
　　“多么美丽的艳阳天啊！而我必须离开。可今天在战场上又有多少人要死去，那么多充满希望的年轻生命……如果我们的行动能唤醒千百万人民，那我们虽死何憾？”
　　
　　在他们被处死之前，为了提高这次死刑的警示意义，纳粹“人道”地让父亲罗伯特、母亲玛格达莱娜和其他兄妹与他们见最后一面，妹妹英格•爱茜•舒和因此而有幸亲历这对英雄兄妹的最后一刻：
　　
　　先带过来的是汉斯。他身着囚服，但步履轻快，步容庄正，毫无惧色。他的面孔消瘦，好像刚刚经过一场大战。他亲切地弯腰越过隔离线和每个人握手。他说：“我没有仇恨。我已经超越了一切仇恨。”
　　
　　爸爸拥他入怀，说：“你们一定会被载入史册的。上天自有公理在。”
　　
　　他嘱咐问候所有的朋友。当他最后说到一个姑娘的名字时，一滴眼泪出现在他的脸上。他隔着隔离线弯下腰来，不想让任何人看见自己的眼泪。然后他就走了，像来时一样镇静。
　　
　　之后，一个女看守带来索菲。她穿着自己的衣服，镇静悠闲地走过来，腰杆像标枪一样笔直。没有任何地方能像监狱一样让你那么快地学会挺直腰板走路。她满脸洒满阳光微笑品尝着家里带来的甜食：“谢谢。我还真没吃午饭呢。”
　　
　　这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生命的非常肯定。
　　
　　她也瘦多了，可妈妈注意到她皮肤娇嫩，容光焕发。
　　
　　“你再也回不了家了。”妈妈说。“不过几十年而已。”她轻描淡写地说。然后她像汉斯一样加重了语气：“我们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妈妈无法承受同时失去两个孩子之痛。可今天妈妈的勇敢和镇静让我们的担心显得多余。索菲明显放下了心。妈妈再次对她说：“索菲，耶稣与你同在。”索菲坚定地、有点像下命令似的说：“还有你，妈妈。”然后她也面带微笑，无畏无惧地走了。
　　
　　正式行刑之前，狱卒把索菲、汉斯和他们的同志克里斯蒂安•普罗普斯特（ChristianProbst）安排到一起，他们共同抽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根烟。只不过几分钟而已，可这几分钟对他们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
　　
　　“我从来没想到死有这么容易。”克里斯蒂安说，“再过一会儿咱们就能在永恒中再见了。”
　　
　　然后他们便分赴刑场，索菲是第一个。她连眼皮都没眨。我们从来没想到这个姐姐这么勇敢。刽子手也说他从来没见过这样视死如归的死刑犯。
　　
　　在行刑的一刹那，汉斯高喊一声：
　　
　　“自由万岁！”（EslebedieFreiheit！）
　　
　　科学研究证明，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其个体最大的恐惧就是死亡，因为个体死尽即意味着该物种的灭绝，所以人怕死，跟咱们肚子里的胆的大小其实毫无关系。关系在基因那儿。那么，要有怎样坚定的信念，才能让舒和兄妹超越这种植根于基因中的恐惧？
　　
　　那是信仰。
　　
　　舒和兄妹的信仰是：纳粹这样的暴政没有理由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存在。
　　
　　他们对纳粹的憎恨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相反，他们都曾狂热地信仰过纳粹。汉斯十五岁就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索菲十二岁时也加入了德意志少女联盟，他们热切地参加纳粹组织的一切活动，并因他们的热情和创造力而先后成为这两个组织的佼佼者。
　　
　　你的所作所为就是你的命运。希特勒把所有反对自己的人都称为“叛徒”，并始终认为自己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背叛”。他到死都没有弄清楚，真正让这些早先的狂热追随者变成“叛徒”的并非别人，正是他自己。所以他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乃是他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命运。
　　
　　1942年大学放假时，汉斯接到命令和同学一起去俄罗斯前线野战医院实习。出乎纳粹组织者意料的是，这三个月旨在坚定纳粹信念的实习却让汉斯有机会与战争零距离接触，前线横飞的血肉和冰冷的死亡让本来就对纳粹信念开始动摇的汉斯彻底认清了纳粹的实质。
　　
　　回到德国，汉斯身边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抱着吉他弹唱俄罗斯与挪威民歌被禁；看史蒂芬•茨威格的小说《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SternstundenderMenschheit）也被禁；一个敢于说真话的年轻老师莫名失踪；当然，还有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对犹太人的迫害。这些事情像沼泽地的腐叶一层层堆积上来，让汉斯胸中块垒横陈，不吐不快。
　　
　　1942年夏天，盟军大规模空袭科隆之后，亚历山大•施摩莱尔（AlexanderSchmorell）和汉斯•舒和第一次散发了他们自己印刷的传单。传单的第二个主题是反抗纳粹暴政和争取个人自由。它的最后一个主题在纳粹统治的无边暗夜中弹响了振聋发聩的金属之音：沉默服从纳粹的德国人即是纳粹罪恶的胁从犯！
　　
　　沉默的胁从犯。这是一个很重的罪名，然而在人类历史中却是一个常见而精当的罪名。
　　
　　人类自从有社会那天起就有“主流民意”。猛人创造历史，少数服从多数。社会的主流是各色各样的猛人，代表多数的主流民意经常就是这些猛人的意识。主流民意的传染性超过非典，一旦降临必横扫千军如卷席。在铺天盖地的主流民意面前，真正能做到毛泽东所说“反潮流！硬着头皮顶住”的，屈指可数。
　　
　　舒和兄妹，就是千百年来德国可屈的一个指头。1942年的德国，普通民众受戈培尔恬不知耻的法西斯宣传荼毒既深，很多人对纳粹教义奉若圭臬；剩下的虽然对纳粹教义未见得心仪，但德意志民族根深蒂固的“执行命令不是犯罪”的服从心理让他们宁愿在现实面前闭上眼睛。
　　
　　舒和兄妹的伟大，就在于他们敢于挑战这种怯懦的“主流民意”。在第二号传单中，他们向德国民众揭露了纳粹在波兰屠杀三十万波兰犹太人的暴行；在第四号传单中，他们写道：“我们不再沉默。你们不幸而有我们——你们的良心。白玫瑰定要教你们暗夜难眠！”
　　
　　实际上汉斯和索菲既非手握重权的封疆大吏，又非名满天下的博导，更非动动嘴皮子就来一百万的明星，他们不过是两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而已。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是理应铁肩担社会道义的民族精英，天下兴亡，干我甚事？努力念书，毕业弄个肥缺赶紧买车买房是正经，何必费心费力去反希特勒，功名利禄没指望不说，弄得不好盖世太保一来，肥美人生可就现场玩儿完了！以区区两个大学生与希特勒的纳粹战争机器对抗，不是以卵击石，又是什么？
　　
　　当时，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是这么想的。
　　
　　正因为当时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是这么想的，所以希特勒才能横行天下，所以希特勒才能杀人如麻，所以希特勒才能先给犹太人，然后给德国人带来如此绝世灾难。
　　
　　历史上所有的暴君都是被沉默胁从的人民惯出来的。所以对暴君的出现，每一个具体的“人民”都是有责任的。在总统搞个小蜜马上就要下台的国家，是没有暴君存在的社会基础的。有德国教授专门就此写过一篇文章，认为德国人连遭两次世界大战浩劫说到底是咎由自取，翻译成北京话，就是：“活该！”翻译成四川话，就是：“背时！”
　　
　　舒和兄妹就不这么想。他们明知自己胜算寥寥，却依然奋勇出列，替天行道，做击石的那第一个鸡蛋。他们的精神与二十世纪初中国的一位伟人息息相通，就是那个因皇帝临阵阳痿而改革失败、明明可以逃出生天却定要留下以头相应的共和英雄：“不有行者，谁图将来；不有死者，谁鼓士气！历来变法，必有流血。流血请自嗣同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