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受任最重，统军最多，莅事最久”，“贻误军国最巨”。胡宗南率25万大军与毛泽东率领的2万西北野战军在陕北打了1年，屡吃败仗，不免令人觉得此中定有蹊跷。台湾后来的行政院长郝柏村曾说：蒋在晚年“对黄埔军校的人都不愿谈起”此事，或许黄埔军校里曾埋下一群中共的钉子。
　　
　　他出身贫苦，早年思想左倾，艰苦朴素、不爱钱财、不好女色，是个理想主义的人物。种种迹象让人不得不猜想胡宗南是不是就是一名一生没有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呢？
　　
　　胡宗南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军校里，大家都认为他是共产党。这是因为他与军校卫兵司令胡公冕过从甚密，胡公冕是公认的共产党员。可是，胡宗南发起组织了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胡宗南后来结婚还是戴笠做的媒。所以，没有人敢向上报告任何对胡的怀疑。
　　
　　一九四七年初，蒋介石把攻占中共大本营延安的重任交给他最信任的人。二月二十八日，蒋介石电令胡宗南进攻延安。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就得到了情报，延安紧急疏散。三月十八到十九日，胡宗南占领了延安。占领的不过是一座空城。
　　
　　当时陕北只有两万多部队，不到胡宗南二十五万大军的十分之一。对延安即将失陷而惴惴不安的高级将领们，看到毛泽东如此胸有成竹，既吃惊，又敬佩。更令他们和毛身边人惊叹的是，向来注意安全的毛，在胡宗南进城前几小时才离开。胡军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警卫员们催了又催，他就是不走。最后说走，车门为他打开了，司机启动了发动机，再次提醒他，他却背着手站着不动，眼睛凝视着延安的标志宝塔山。当国民党的枪声已在近处响成一片时，毛才不慌不忙地向北动身，乘坐原美军观察组留下的吉普车。跟他同车的有周恩来和青。一路上，毛和周说说笑笑，用警卫员的话说：“好像这不是一次撤离后的行军，而是平常的旅行。”
　　
　　到了延安东北三十公里的青化砭。毛泽东叫司机把车开慢，凝神四下看着。行车的公路沿着一条狭长的河谷，两边是黄土大山，被山洪暴雨冲刷成无数崖峁沟壑，是打埋伏的好地方。警卫员看见毛一边细看，一边情不自禁地点着头。一个星期后他们才明白。三月二十五日，胡宗南的第三十一旅旅部和二千九百官兵在这里走进了埋伏圈。
　　
　　据少将副旅长周贵昌说：还未到青化砭时，他们探知那里有伏兵，当即电报胡宗南。胡来电斥责说：“贪生怕死，畏缩不前，非军人气概，绝对要按规定北进，迅速占领青化砭，否则以畏缩不前论罪。”这个旅只好硬着头皮往前，结果被全歼。这时，胡把主力派往另一个方向的安塞，使他们不可能来青化砭救援。
　　
　　三个星期后的四月十四日，胡军一三五旅在延安正北羊马河又同样中了埋伏，死伤加俘虏五千人。就像在青化砭一样，可能援助的胡军主力远在西南方被高山深峡阻隔的另一端。
　　
　　第三个轻而易举的胜仗，是打下延安北边五十公里处的蟠龙，那里储存着面粉四万多袋，军服五万多套，武器弹药不计其数，是胡宗南全军的补给基地。胡宗南只派一个团加旅部直属队守卫，把驻扎在那里的两个兵团七个半旅派往远在北方的绥德。四月二十六日胡军两个兵团从蟠龙出发，两天后发现中共好几个旅的大部队正朝跟他们相反的蟠龙方向运动。他们认为“部队不宜前进”。但胡宗南仍坚持命令他们“急进绥德”。五月二日到达绥德，等待他们的是空城一座。而就在这一天，已把蟠龙团团围住的中共军队开始进攻。
　　
　　在胡宗南占领延安的一年中，胡军被调来调去，从来找不到中共主力，反而不停地中埋伏，一场大似一场。毛泽东离开延安不出一百五十公里。他的随从从八百人增加到一千四，包括一个骑兵连，还有一组规模庞大的电台，一天二十四小时工作，跟苏联以及全国各地的部队、根据地保持联系。
　　
　　但有一次，毛泽东差点儿遇险。那是一九四七年六月，他在一个叫王家湾的村子里逗留了将近两个月，住在农民家里。六月八日，胡宗南手下的军长刘戡带着部队突然出现在附近。原来，毛住地的一名小学教员逃跑了向刘戡报信，说村里有很多电台。
　　
　　那天下着大雨，山路太滑又没法骑马。只有一架和胡宗南联系的电台在紧张地工作着，机要人员曾说：“他们的行动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还说：“我们的人的身份有的直到现在也没公开。”
　　
　　刘戡真被调走了。六月十一日晚，他就在毛的屁股后面，近到毛的警卫能听见他的队伍说话，能看见他们的火光。毛泽东却满面笑容地从窑洞里出来，说敌人要退兵。
　　
　　果不其然，刘戡的队伍沿着山沟跑过，没碰他们一根毫毛。原来，胡宗南给刘戡下了死命令：“向保安南之双儿河集结，限十四日拂晓前补充完毕。”
　　
　　一九四八年二月，胡宗南下令刘戡带两个师，增援延安与黄河之间的宜川。此行有三条路可走，胡宗南却指定刘戡走经瓦子街的洛宜公路。刘戡是二月二十六日得到命令出发的。三天前的二十三日，彭德怀的军队就已经在瓦子街设伏击圈。
　　
　　刘戡的先遣队发现中共大军埋伏，向胡宗南要求先打伏兵，“解除翼侧威胁，”“如不先去掉这一翼侧威胁，仍沿洛宜公路前进，不但不能完成解围任务，而且解围部队本身必遭危险”。胡宗南一口回绝，要该军“按照原定计划，沿洛宜公路迅速前进”。刘戡手下的二十七师中将师长王应尊回忆道：胡宗南的命令使全军官兵大失所望，忧心忡忡，但亦无可奈何。在行军中大家低头不语。他们就这样明知走进“口袋”里而不得不走进去，两天激战，数名将领被击毙后，刘戡在重围中自戕身死。
　　
　　刘戡整编第二十九军被歼后，胡宗南集团军心涣散，连蒋管区的人心亦十分动荡，特别是关中一带，人心惶惶，一片混乱。陕北战场国民党彻底完蛋的命运就此定下，蒋介石想利用“收复延安”鼓舞人心的初衷，断在胡宗南手里。
　　
　　蒋介石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二日的日记里写道：“此一损失，全陕主力几乎损失三分之一以上”。他很清楚这都是胡宗南的责任：“宗南疏忽粗率”，“重蹈覆辙”。然而，当胡宗南假惺惺地要求辞职时，蒋介石用伤感的满篇空话拒绝了他。“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挫折，而且为无意义之牺牲，良将阵亡，全军覆没，悼恸悲哀，情何以堪。该主任不知负责自效，力挽颓势，而惟以撤职查办，并来京请罪是请，当此一方重任，正在危急之际，而竟有此种不知职守与负责任之表示，殊非中正之所期于该主任者也。”
　　
　　蒋介石刚愎自用，无条件地信任他喜欢的人。蒋介石居然允许胡宗南把别处的部队也调去陕北。美国主要军事顾问巴尔说：胡宗南“说服”蒋介石“不断向他的战场增兵，使得国民党在华东战场后来蒙受灾难”，华东一些重大损失就是“兵力西移的直接后果”。而西移的兵力要么没用，要么也被毁掉。
　　
　　之后，胡宗南继续给蒋介石带来一次次全军覆没，最后一共有几十万大军丧失在他手上，连同美国援蒋武器的三分之一。
　　
　　后来胡宗南主持西南军政时，曾与中共地下工作者进行过秘密联系，胡宗南仰天长叹，痛苦失声，最后因害怕“对不起校长”而拒绝和中共商谈。
　　
　　他到台湾后受到监察院的弹劾，说他“受任最重，统军最多，莅事最久”，“贻误军国最巨”。弹劾最终因蒋介石的庇护而失败。蒋介石后来也许意识到他用人的灾难性错误。郝柏村说，蒋在晚年“对黄埔军校的人都不愿谈起”。或许蒋介石猜到黄埔军校里曾埋下一群中共的钉子。
　　
　　胡宗南于一九六二年死于台湾，至今也没有资料证实他究竟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只当历史悬念吧。
　　
　　附一：
　　
　　李梦彪弹劾胡宗南全文
　　
　　本院前以积弊不除，难期振作，曾向政府提出纠正。旋据行政院三月九日咨覆，内开，监察院之纠正案，切中时弊，应由院及有关部会首长，切实查照办理，以振纪纲，而挽颓风等语。似乎政府整顿纪纲，已有决议。乃观其措施，除将李延年交付军法外，而对受任最重、统军最多、莅事最久、措置乖方、贻误军国最巨之胡宗南，一无处分，殊深诧异。查胡宗南以师长进驻陜甘，洊至专阃，地位不为不高；畀以防共戡乱保卫西北之事权，责任不为不重；军政大权，一手操持，大小军官，由其委任，倚畀不为不专；关中控制延绥，绾毂陇蜀，俯视中原，有若建瓴，形势不为不要；平时养兵四十五万，部队不为不多；新式武装当全国三分之一（各仓库所储其数尤多），配备不为不精；国家所给饷项，未欠丝毫，地方供应粮秣，十足输纳，加之临时征之又征，借而又借，军需不为不裕（国防部、财政部、粮食部、田粮处皆有帐可查）。三十七年冬夏，两度征调民工，环绕西安省垣，挖掘三五丈宽深之壕沟一百六十里，沿壕一带，地垒相望，即其司令部四周，莫不修筑工事，用民不为不劳（三十八年五月十八退出西安时，民工尚在机场周围工作）。自驻军西北，以至放弃，将近二十年，莅事不为不久。夫胡宗南受如此之重任，据如此之形势，有如此之兵力，茍能措置有方，保此雄藩，岂惟作西北之长城，亦且为国家之柱石。不料三十八年五月十八日竟放弃西安而去。使其放弃之动因，果受优越之匪势所压迫，而作有计划之撤退，犹可言也。乃为匪谍李茂堂所中，虚声恐吓，不曰匪军六十万渡河而西，即曰三十万人已抵泾河北岸。胡宗南不察虚实，遽作走计。地方人士公推代表，请其勿信谣言，轻弃重地，陜西之人非尽聋瞽，如此匪势，岂无闻见，坚不采纳。五月十八日天甫黎明，乘机离去省垣。二十二日中午十一时，匪方政工人员始至。匪兵到者不满千人，直至六月初旬，徐向前一股窜入，匪焰始张。然使胡宗南当时识破匪情，立行反攻，犹可扑灭，或联合青宁陇东各军，同心协力，比肩作战，亦足以遏止凶锋。乃胡宗南虽应青宁军团之约，共取关中，迨青宁军锋已抵咸阳城下，连电催促，胡部行至盩鄠一带，按兵不前，以致青海骑兵，丧身于渭河者，达一团之众，此军既败，而关中区域，遂全部沦陷矣。
　　
　　兰州围急，马步芳部队浴血苦战，日夕呼援，迄不一应，兰州既陷，宁青继之。是西北之丧失，虽非胡宗南一人之罪，而胡宗南实负最大之责任。政府不加罪责，复畀以川陜边区，使胡宗南感激奋发，于此时重新布置，南倚巴山，北据秦岭，扼兹山岳地带，尚可以作巴蜀之屏藩。但匪兵之进扰乃在陜南，既不为长久固守之策，又不为从容撤退之谋，一闻匪至，又弃陜南而去。据目睹者言，仓皇凌乱之情形，其非预有计划可知。陜南既失，政府又委以西南军事任务，且以最后反共基地之西昌畀之。拨军机二十架归其控制，责任何等重大。四川情形固甚复杂，然胡宗南月向四川索三十五万人军粮，则其势尚不为弱，使胡宗南善于应用，早为布置，何至一败涂地。乃当将士舍命疆场，前仆后继，军情正万分紧急之际，遽于十二月二十二日，由成都飞往三亚。主帅既去，各军因之解体，或死敌，或溃散，或投匪，或被俘，或引部而打游击，十余年所养之大军，一朝俱尽。胡部覆没，川军继之崩溃，共匪于十二月三十日侵入成都，四川大局，遂不可为矣。胡宗南到西昌后，其所措置，尤为乖方。师长田中田不甘随赵子立降匪，率其所部，转战千里，由川东而至松潘，伤亡虽仅存数百人，而反共意志益坚，战斗益力。其后会合胡部由川西退下之陶庆林、任显峰、张天霞等团总，约三千余人，率之进攻，于三月五日收复康定、泸定，并进驻二郎山等处，以为恢复天全、雅安之计。中央曾有电嘉勉。胡宗南乃于此时，置田中田于不理，又不以人枪最多、战斗力最强之陶庆林升师长，而以最弱之张天霞充任，以致陶庆林将兵撤退，匪趁虚而入康定，遂于三月二十五日复陷于匪。又川康一带反共志士纷起游击，以子弹缺乏，向胡宗南请求补助，胡宗南不予立时延见，即见亦不三四言，便向其要计划，以为准驳。虽以富有号召力量之羊仁安，亦仅给枪十枝，其它可知。迨其去时，始下手令，发给枪枝，皆不及具领，为匪所得。游击队首领唐式遵，羊仁安诸人，以缺乏武器，兵败身歼，而政府所希望最后一线之大陆，至是丧失无余，其贻误军国之罪，岂属寻常？或谓胡宗南派别观念最深，凡非己之嫡派，皆在不信任之列，何况地方人民所组织之游击队，又心所不喜，纵能力战，不为补充。其调遣部队，任意分化，致使军师旅长，无法直接指挥。又谓其总部多有共区份子渗入，固胡宗南飞三亚后，盛文坐镇成都，乃其司令部竟有开会商议集体投降之事。又谓胡宗南所部号称四十五万人，实不及半，空运西昌，仅只两营，犹月向政府所十万人军饷。又谓胡宗南飞出西昌之日，下午二时，召集地方士绅，声言决与城共存亡，乃于六时而去。凡此种种，胡宗南犹可借口，无可查考，以自规免，而不知其不能逃责者，国家岁靡巨饷，为胡宗南所养之数十万大军，今皆何在，所畀予之军地，节节放弃，以至于寸土无存，丧师失地，事实昭然，全国之人，共见共闻，何庸更问其它。前齐晋之战，平阿余子亡戟得矛，犹以为耻，反而战死；荆吴之争，子曩以众寡不敌，全师而遁，恐人效尤，自请伏剑，楚君从之，以成其义。今胡宗南戟已亡矣，并未得矛，身已遁矣，师则覆没，既不能死绥已成仁，又不闻泥首以请罪，政府对之亦不闻有若何处分，是则令人不解。吾人固不愿拘古义以绳人，亦不愿作过份之苛责。念自东北失败以来，除张灵甫、黄百韬、李仲莘诸人自杀，太原将吏集体殉职而外，其它失守之官，偾军之将，并未闻一人有引咎之言，甚且以挫败之由，诿为奉令所致，亦不闻政府有惩罚之令，即有惩罚，不过撤职查办四字。以致丧师失地，覆辙相寻，大陆沦亡，实由于此。窃以为胡宗南者，自上尉连长，不三数年洊升少将师长，又不数年位至兼圻，军政大权，操于其手者十余年之久，受国家特殊之优遇，居军事特殊之地位，自当不同于凡众。失败之后，无待人言，应向政府自请议处，非惟有以谢国家，且使废弛之纪纲，由我而立，政府之威信，由我而尊，天下之人，孰不以胡宗南为知耻明义，乃竟不闻其有此也。政无纪纲，国无与立，诚如行政院谘覆所云。而整纲饬纪，非徒空言，要在功罪分明，赏罚平允。赏不为一人而私，罚不为一人而宽，然后赏罚行而人知激励。其在今日，关系犹巨，纪纲一立，军威丕振，大陆之复，可立而待。政府不予处分，岂以其飞出西昌，系有政府命令欤？而不知胡宗南应负重大之罪责，已定于弃成都、飞三亚之前。重以在西昌之措施，适足以促西昌之速亡。事实俱在，焉能为讳。将以全军覆没为无罪欤？何以激励军心，振作士气。将以为人才而欲保全欤？人才固宜保全，纪纲尤须尊重。政府不欲反攻大陆，除丑类而奠神州，奈何使纪纲不立！为国家前途计，理合依法提出弹劾，以肃纪纲，而振军威，是否有当，静候公决。
　　
　　提案人李梦彪等四十六人。
　　
　　附二：
　　
　　立法委员江一平等一百零八人陈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