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6月，中华书局推出了一套大书──“岑仲勉著作集”，在史学界和出版界均引起一定震动。这套书收入岑仲勉的著作和论文集15种（加上合订收入的著作，实际为24种），分17册，蔚为大观。如果加上未收入本套书中的《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和《元和姓纂四校记》二种，凡一千余万字，实在令人瞠目。

我们知道，岑仲勉（1886-1961）是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在隋唐史、中外史地考证等领域颇多建树，但关于他的经历，多数人却不是很了解。细细寻绎这套书的前言、自序、编后记和后人的记述，也只能粗得梗概。后来又翻看别的书，发现对岑仲勉的介绍也都是只有简单几笔，令人深以为憾。回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岑仲勉与陈寅恪并称为中山大学两大名教授，到现在不过几十年，二人的知名度却相差如此悬殊。这真应了古人那句话：“身后事情谁管得”，惟有幸与不幸而已。

记得严耕望说过，民国时期中国史学界有四位大家，即陈寅恪、陈垣、吕思勉和钱穆。吕思勉显然没有另外三位名气大，对此严耕望认为有几项原因，原因之一是，在那个时代，第一流大学多在北京，学术中心也在北京。几位史学家之所以能享大名，是因为他们都执教于北京的著名大学，“声气相求，四方具瞻，而学生素质也较高，毕业后散布四方，高据讲坛，为之宣扬，此亦诸大师声名盛播之一因”。吕思勉不曾在北京的著名高校执教，只是默默耕耘，不求闻达，所以他的名声也就相对黯然。在我看来，岑仲勉身后的遭遇，在某些方面与吕思勉颇为相象。每念及此，不禁感慨系之。

岑仲勉的经历，以1937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段。1937年后的经历，我们比较清楚，即先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中山大学历史系，而他在 1937年以前的经历，却比较模糊，而这一时期却是他学术成长道路上的关键阶段。我们说岑仲勉是一位大器晚成的历史学家，为什么呢？因为1937年他52 岁（虚岁，下同）时才进入历史语言研究所，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史学研究，此后不断取得丰硕成果。因此，说他大器晚成，实在一点都不为过。不过我们仍然有些纳闷：这样一个“大器”，为何晚至52岁以后才开始显露光芒呢？

1886年9月，岑仲勉生于广东顺德县一个普通商人家庭，父祖辈都是开米店的。他幼年入私塾，读四书五经，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自幼不喜作诗，但对历史很感兴趣，课余便取《通鉴纲目》自行点读。青年时，入两广大学堂，就读两年半，又考入两广游学预备科。幼年至青年这一时期，他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国学基础。岑仲勉曾经回忆道：“记弱冠时朋辈论学，开首便以专哪一经、四史中专哪一史为问，然而刚能独立研究，基础未厚，便即进入专的途径，论求学程序，似乎是躐等的。”朋辈间以经史之学相问，反映的正是这一时期的情况。岑仲勉与众人不同，读书范围不偏枯，稳扎稳打，循序渐进，这是他后来成为史学大家的一个原因。

1908年10月，岑仲勉入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1912年12月毕业，时年27岁。这便是他的受教育经历。其后，他在上海江海关及广东财政厅等处任小职员，前后达20年之久，但详情已不得而知。直到1935年前后，他还曾供职于陕西禁烟督察处潼关事务所，从事着与学术毫不相干的工作。

这些经历，很难和一位成就卓著的历史学家联系起来，但岑仲勉却创造了一个奇迹。虽然迫于生计，不得不在上述部门工作，但他对史地之学的兴趣始终没有转移。工作之余，便挤出时间潜心读书，写下厚厚数本读书札记，积累了不少资料。当时的条件异常艰苦──缺乏图书资料，没有师友可以请教问难，信息闭塞，他宛如一个在黑暗中艰难跋涉的独行者。其中甘苦，非亲历其事者恐难体会。

1931年起，他在广州圣心中学（私立教会学校）任教。1934年7月至1935年6月，任上海暨南大学秘书兼文书主任。此时岑仲勉仍是业余研究者。在 1934年写给陈垣的信中，他还说“校务琐碎，日尔鲜暇”，只能挤出时间做学问。但不管怎样，他多年的积累和辛勤耕耘开始结出果实，在《圣心》等刊物上连续发表多篇中外史地考证方面的文章，1934年还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当时国内最大、最有影响的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著《佛游天竺记考释》，受到史学名家陈垣等的重视。陈垣是广东新会人，和岑仲勉算同乡（新会和顺德二县相邻）。陈垣把他的文章推介给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等，并约请他为《辅仁学志》、《禹贡》等有影响的学术刊物撰稿。这样，主流学术圈才知有岑仲勉一人。1935年6月，岑仲勉被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聘为名誉导师。当时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看中了他，欲延聘他入所，无奈好事多磨，又经过几番周折，岑仲勉才于1937年7月应聘到南京史语所报到。在“江湖” 上闯荡漂泊几十年，历尽风霜，已经年过半百，他才踏进史语所的大门。

当时史语所大师云集。他们中很多人比岑仲勉年轻，大都少年得志，成名早，声望或职位都在岑仲勉之上。岑仲勉和他们相比，学术背景、社会经历皆明显不同，虽然年长，却是“后进晚学”。后来的事实表明，岑仲勉最终走过的学术道路也与他们迥乎不同。有的学者年纪轻轻便脱颖而出，骤得大名，但到中年却逐渐式微，不再有新的建树；岑仲勉则恰恰相反，到40多岁才崭露头脚，在由中年步入老年后，研究成果反而不断问世，进入学术创作的鼎盛期。这实在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从1937年7月到1948年6月，岑仲勉在史语所工作了十一年。这是他学术上第一个丰收期（时年52-63岁）。他的著述之勤、成果之多，在史语所同仁中名列榜首。这时期他对隋唐历史文献用力最多，除发表论文七、八十篇外，还于1948年出版了他的第二本专著《元和姓纂四校记》（史语所专刊之一）。

1948年7月，岑仲勉转到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直到1961年10月去世。这十三年是他学术上的第二个丰收期。几十年的潜心研究与不懈努力，到他 63-76岁时进入集中收获阶段。西北史地和中西交通史是他进入史学研究领域后最先用力的方面，寝馈其中二、三十年，所著《突厥集史》和《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均于1958年出版，《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和论文集《中外史地考证》也分别于1959和1960年定稿。隋唐史是他进入史语所后开始重点研治的领域，成果最称丰富，到中山大学后仍然主讲隋唐史。他的《隋唐史》一书便是由讲义修订而成，1957年出版。该书反映了他在隋唐史通论中的创见，新意迭出。岑仲勉兴趣广泛，又素有经世致用的思想。他发掘出《墨子》一书的军事学价值，撰成《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可谓匠心独运；建国后，撰著《黄河变迁史》，为河流治理贡献力量；又参与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力主西周封建说，其立论角度和论证方法都独树一帜。从1956年到1961年去世，6年间，他出版专著 10部，另有8部著作修改定稿，一部未完稿，均在其身后相继出版。他以古稀之年，经常每天工作达10个小时，达到忘我的境界。道理就是这样简单：勤奋，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奋，使他收获了比其他学者多得多的成果。

岑仲勉在晚年曾自述其治学经历道：“仲勉早岁学殖荒落，中年稍振刷，视苏老泉已瞠乎其后。”又说：“我半途出家，年近四十才专门从事史学研究，在五十二岁到六十二岁，则是我做学问最努力的时期。”这两段话值得仔细玩味。苏老泉即苏洵，史称“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岑仲勉年近四十才专门从事史学研究，比苏洵确实晚多了。古往今来，像岑仲勉这样经历的恐怕很难再找出几个。52岁到62岁，也即1937年到1947年，正是他在史语所的十年。虽然正值抗战时期，颠沛流离，图书缺乏，但比起以前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做学问，条件毕竟好多了。这时期他读书最苦，曾经用三个月读完《全唐文》，一个多月读毕《全唐诗》。解放后出版的系列专著，多数是在史语所期间打下的基础。

岑仲勉这两段话，也有自谦的地方。自幼及壮，直至老年，他都是非常勤奋，绝不限于在史语所中的十年。到中山大学任教时，岑仲勉早已功成名就，但他不顾年迈耳聋，一面教书育人，一面一如既往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并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多所创获。其精力之旺盛，毅力之恒久，气魄之宏大，令人惊叹！他的勤勉精进一直持续到76岁生命的尽头。如果天假以年，相信他必定奉献出更多的成果。

岑仲勉在中年以前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因此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治学环境。我想这是他与在顺境中成长起来的学者最大的不同。1934年，他在《佛游天竺记考释》一书的自序中写道：“吾侪求学，其易十倍显师（指东晋高僧法显），所造就或不及什之一，其真艰难磨折而后成功者大乎！”当时他49岁。没想到此话竟成谶语，后来在他身上应验了。

岑仲勉没有家学渊源，没有进过名校，没有留过洋，没有名师的指点，甚至不是科班出身，他凭着几十年苦心孤诣、矢志不渝的追求，自学成才，最终成为史学名家。蔡鸿生先生称岑仲勉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平民学者”，我认为非常贴切。而且，我认为平民学者比有贵族气的学者更值得敬佩。

附　岑仲勉著作一览

中外史地考证方面：

《佛游天竺记考释》，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突厥集史》，1947年写定，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

《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

《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1959年定稿，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

《中外史地考证》，1960年编定，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

隋唐史方面：

《元和姓纂四校记》，1936年始撰，194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唐集质疑》，1937年完成

《唐人行第录》，1938年完成

《读全唐文札记》、《读全唐诗札记》，1939年完成。以上四种于1960年定稿，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

《隋书求是》，1945年完成，195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隋唐史》，1950-1953年撰写，195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府兵制度研究》，1955年完成，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1958年定稿，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

《金石论丛》，1959年定稿，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唐史余渖》，1960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

《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1961年未完稿，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岑仲勉史学论文集》，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

《岑仲勉史学论文续集》，2004年中华书局出版

其他方面：

《墨子城守各篇简注》，1948年完成，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

《黄河变迁史》，1950-1952年撰写，1955年定稿，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周社会制度问题》，1954-1955年撰写，1956年新知识出版社出版

《两周文史论丛》，1957年编定，195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文参考了姜伯勤、陈达超、蔡鸿生等先生的论述，谨此致谢；又，本文原刊于2004年8月6日《新京报·书评周刊》，发表时有较多删节。此为原稿。）

本文作者张继海，曾发表于《新京报·书评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