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4月25.日，作为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任的杜勒斯，就“国家安全法”问题向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的意思相当明了，那就是对成立中央情报机构表示赞成，并且还认为，这个中央情报机构的活动不必再过于隐蔽。因为过去人们的思维定式是，情报机构往往是通过秘密手段来获得情报的，现在是和平年代，大部分情报可以通过公开手段获取。报告还认为，这个中央情报机构通过外交官、驻外武官、驻外记者和收听广播，搜集境外的情报信息再加以分析，可以使得情报来源大大增加。但后来的情况证明，杜勒斯在情报工作中的做法与他所说的并不完全相符，因为他是偏好隐蔽行动的。

　　1947年7月26日，国会正式通过了《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并由杜鲁门总统签字生效，美国中央情报局由此成立。这个时候，杜勒斯十分希望担任中情局局长，毕竟自己曾跟随多诺万很长时间，而中央情报局就是多诺万构想中的中央情报机构。然而，杜鲁门却将中央情报局首任局长的位置交给了海军少将希伦科特，杜勒斯深感遗憾。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当时正是周末，杜鲁门在度假，美国政府中的大部分官员也都在外休闲，华盛顿顿时陷入了混乱。由于中央情报局对有关朝鲜战争的情报丝毫不掌握，因而引发了新闻界的强烈批评，美国国会议员们也责问中央情报局为什么没有对这一重大事件提前24小时作出预报。杜鲁门也怀疑自己让希伦科特当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决定是否明智。紧接着，中央情报局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的情况也一无所知，更让杜鲁门对希伦科特感到失望。杜鲁门开始考虑能扭转中情局糟糕局面的新局长人选。这个时候，国务卿艾奇逊推荐了杜勒斯。然而，作为民主党人的杜鲁门不太情愿让共和党人杜勒斯担任这个要职，当时又赶上麦卡锡主义盛行，于是，杜鲁门决定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盟军最高统帅部当过参谋长的也是极右翼分子的史密斯接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在杜鲁门看来，让史密斯担任中情局长对麦卡锡具有安抚作用，也能解决麦卡锡在中情局内部清查“亲共分子”而影响中情局正常运作的问题。这看似杜勒斯又一次与中情局长无缘，实则不然。史密斯没有情报工作经验，便以个人名义邀请杜勒斯做自己的顾问。一个半月之后，又让杜勒斯出任负责隐蔽行动的副局长。上任后，杜勒斯通过一系列努力使中情局的隐蔽行动能力大大增强，他本人在中情局的影响力也大大提升。

　　1952年底到1953年初，美国政界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总统，成为继胡佛之后的又一任共和党人总统。第二，艾森豪威尔以强硬的反共姿态登上政治舞台，美苏冷战加剧。第三，杜勒斯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当时，杜勒斯已经60岁了。

　　从1953年到1961年，杜勒斯经历了艾森豪威尔两届政府，接着又被肯尼迪政府留任，再加上在杜鲁门政府时期担任副局长的时间，杜勒斯在中情局领导职位上干了十年之久。

　　担任中情局长之后，杜勒斯凭借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累的情报工作经验，让中央情报局的隐蔽行动达到了顶峰。中情局在这段时间里大大扩展了活动的范围，迅速成为美国这个“世界宪兵”的万能政策工县，以“斗篷加匕首”的方式在世界各地从事情报工作，在全世界实施了大量的颠覆、破坏、暗杀行动。杜勒斯担任局长的时期，通常被认为是中情局历史上的黄金时期。杜勒斯是最有权势的中情局长，他的权力基础除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持在欧洲的情报工作而建立起来的声誉外，还在于他的哥哥约翰?杜勒斯是美国国务卿。艾森豪威尔给予他高度的信任，杜勒斯几乎每星期都能见到艾森豪威尔总统两次。

　　高超的情报管理能力、显赫的身世背景、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使杜勒斯非常强势，他的铁腕让对手无不心生畏惧。他任中情局长后，第一个国内对手就是麦卡锡。麦卡锡是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也是一个政治活动家、美国政坛上的极右反共分子。1950年2月9日，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的惠林发表演说，表达对国务院“亲共行径”的不满，并声称自己掌握了潜伏在国务院中的200多名共产党分子和间谍分子的名单，而国务卿对此却坐视不管。

　　麦卡锡的依据是，1946年7月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曾致信众议院，说根据杜鲁门总统提议的“忠诚调查”，国务院对3000多名公务员进行了调查，认为有284人不适合在联邦政府任职，但其中只有79人被解雇。

　　由此，麦卡锡在美国掀起了一股歇斯底里的反共浪潮。在极短的时间里，美国各地出现了大批追随麦卡锡以及鼓吹麦卡锡主义的人，局面曾一度无法控制。麦卡锡坐飞机周游全国。每到一处，他都提出一些新的指控，拿出一批黑名单。美国媒体也乘机推波助澜。麦卡锡攻击的主要目标是杜鲁门政府的国务院，他说国务卿马歇尔“为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服务”，随后又声称马歇尔的继任者艾奇逊“雇用并保护了共产党分子”，这导致了马歇尔和艾奇逊这两任国务卿被迫辞职。

　　在对国务院的攻击得手之后，麦卡锡似乎并不满足，又将矛头指向中央情报局。麦卡锡声称，中情局里至少有100名卧底的共产党分子。1953年7月9日，麦卡锡的调查人员柯恩给中情局负责联络事务的法律顾问沃尔特打了电话，要求情报处高级官员威廉?邦迪前往国会作证，原因是调查人员几天前在对中情局进行的一次例行安全检查中，发现邦迪曾向国务院官员希斯捐赠过400美元。希斯在1949年曾因间谍罪遭到联邦法院起诉。但是，这个问题邦迪在加入中情局的时候就已经讲清楚了，没想到在安全检查材料移交给负责国内安全事务的联邦调查局的时候，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看到后，便将情况通报给了麦卡锡，麦卡锡立即对邦迪进行了传讯。

　　那天上午，杜勒斯去出席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邦迪只好向中情局副局长艾默里作了报告。艾默里当即让邦迪以休养的名义出国旅游，暂时回避作证。杜勒斯回到中情局得知此事后，对艾默里的做法非常赞赏。强势的杜勒斯坚决不允许麦卡锡把手伸到中情局来，更不会让自己的下属任由麦卡锡摆弄。麦卡锡的调查人员柯恩得知邦迪去度假了，便知道这只是一个说辞，于是指控艾默里犯了伪证罪。

　　第二天，杜勒斯带着中情局的总法律顾问劳伦斯前往国会，直截了当地对麦卡锡表示，邦迪是不会去作证的，也没有这个义务。

　　麦卡锡则不断向杜勒斯施加压力。1953年8月3日，麦卡锡寄给杜勒斯一封信，他在信中威胁杜勒斯说：“你的下属和一位高级官员与叛徒有联系，而你不但不让他协助调查，反而对他进行保护。可想而知，中央情报局的领导人也可能与叛徒有联系。”

　　杜勒斯不予理睬，一心想着对付他的办法。他想到副总统尼克松是麦卡锡的朋友，便请艾森豪威尔总统说服尼克松设法对付麦卡锡。尼克松对麦卡锡的过分行为也十分反感，便答应了，并对麦卡锡说自己认为邦迪不像是一个背叛国家的人。

　　但是麦卡锡仍咬住杜勒斯不放，尼克松便威胁他说，如果你还继续追查邦迪或中央情报局，那么你的名字很可能会在参议院的小组委员会选举中消失。当时，麦卡锡正在进行参议院小组委员会的竞选，听到尼克松的威胁，终于住手了。

　　邦迪事件让杜勒斯意识到，必须成立一个对抗麦卡锡势力的小组。于是，他十分果断地成立了以赫尔姆斯为首的小型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搜集麦卡锡秘密收买中央情报局内部人员的情况，并采取相应对策。

　　为了表明中央情报局对麦卡锡势力的态度，杜勒斯还在中央情报局召开了一次600人参加的高级官员会议。在会上，杜勒斯明确表示，自己将不遗余力地保护受到麦卡锡指控的任何中央情报局雇员，中央情报局的任何人都不得出席麦卡锡的调查会，全体同仁应该团结一心，共同对抗麦卡锡势力。他还发出严厉警告：任何未经他亲自批准而去接触麦卡锡的中央情报局雇员都将被开除。

　　邦迪事件平息不久，麦卡锡又把矛头对准中央情报局的科德?迈耶。迈耶是一个具有自由派倾向的知识分子，1951年经杜勒斯的介绍加入中情局，当时担任主管秘密宣传行动的政策协调处国际组织科副科长，以前担任过反对各国扩军备战的世界联邦主义者联合会主席。麦卡锡指控他没能通过安全审查，并给中央情报局发来正式调查报告。巧合的是，与邦迪事件一样，当时杜勒斯又不在华盛顿，主持工作的中情局副局长查尔斯?卡贝尔将军立即对迈耶实行了停职、停薪措施。

　　在联邦调查局整理的材料中，迈耶的主要罪状是他曾经和哈佛大学的一个思想左倾的天文学家一起登台演讲、给一个上了黑名单的组织写过表示支持的信件等。麦卡锡要对迈耶进行审讯，而杜勒斯一口拒绝了联邦调查局介入对迈耶的调查，他命令赫尔姆斯对迈耶进行内部审查。后来，又亲自打电话给迈耶宣布解除对他的审查。这个举动让迈耶十分感动，也让杜勒斯得到了下属的广泛好评和忠心拥戴。在强硬的杜勒斯面前，麦卡锡又一次完败。

　　由此，杜勒斯铁腕局长的形象便在美国政界树立起来。

　　在杜勒斯的任期内，中情局经费预算的54%被用于隐蔽行动。杜勒斯获得了一系列隐蔽行动的成功，其中包括颠覆伊朗和危地马拉政府，挖掘“柏林隧道”。最让他得意的，是在他的密谋策划之下，中情局及时弄到了赫鲁晓夫在1962年2月25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的副本。这一系列行动，让杜勒斯声名大震。

　　摘自 《中情局长秘密档案》/作者：崔龙 /定价：3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