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郭敬明及其《小时代》现象，褒贬不一，争议不断。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个小巧的青年写手，已经渐被中国主流社会接受——不仅国家出版社副总的位置坐得牢固，而且进军中国“大导演”行列——其编导的电影在国家广电部门审查下一路绿灯，票房一片飘红。

　　正如他自己在接受媒体采访所言，“现在社会对我的认可越来越高，包括这几年媒体的态度。”

　　一个以追求奢侈生活为终极理想、以富贵梦取悦读者的青年写手，正在被中国主流社会接受、甚至成为中国青少年“标志性人物”，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一个开放的国家出现郭敬明这样的青年，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这样的年轻人几乎任何国家都有，诸如美国嬉皮士、日本暴走族，都可谓郭敬明同门师兄弟，尽可以成为“奇葩”一朵。但嬉皮士、暴走族不会成为美日青年主流，很难得到普遍认同，更不可能得到国家出版社的邀请出任领导，大张旗鼓地宣扬穷奢极欲的人生观。

　　这就是区别，哪个国家都有玩世不恭者，但他们不是主流，而在我们这里却渐近主流。这就像任何国家政府出现腐败官员并不奇怪，但腐败化了就十分令人震惊了。

　　对此，简单的批评无关痛痒，问题的根源在于——是谁“放大”了郭敬明、让“支流可”变为“主流”？

　　首先，大人世界和媒体“功不可没”。

　　无须讳言，“小时代”的原创者是中国的大人们。郭敬明制造不出“小时代”，他只是发现了这个时代的精神本质，迎合了这个时代，写了《小时代》这本书、“从了”现实。对于这一点，他说得很坦白——“你是没有办法靠一己之力改变这个社会的，但是你可以去学懂它的规则，然后去玩死他们。”

　　可以说，郭是个“识时务”的写手。他“悟”到了这一点：现实社会无法更改，不必费力不讨好改变这个社会，在这样时代，我们这群晚辈如何活出快感，才是明智之举。

　　那么，如何才能活出快感呢？郭敬明通过写作告诉同龄人：靠物质消费和幻想开道，追求安逸和快乐。

　　“郭敬明的书最吸引我的是情节，女的漂亮，男的帅，又有钱。”他的粉丝如是说。

　　金童玉女，锦衣玉食，以享乐为终极目的——这是一种什么人生理想？世界级科学家爱因斯坦早就定论——我从来不把安逸和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

　　然而，看看大人世界，声色犬马，精神侏儒无处不在，那么能怪孩子们憧憬“猪栏生活”吗？既然你们物欲横流，那么我比你们更会玩——这大约就是郭敬明及其粉丝们的心声。

　　其次，主流社会核心价值观长期缺失，成就了郭敬明“填空”、“补白”。

　　因为大人世界缺失核心价值观，是非混沌，所谓“主流价值观”和“主流人群”成了乌有之物及乌合之众。所以“支流价值观”才占据了主导地位，郭敬明这样的“小四”才被放大成“青年一哥”。

　　今日中国主流人群及其主流价值观，是个很模糊的概念。他们的代表人物和作品在哪里呢？

　　在大人世界无法指南的情况下，郭敬明的成长史可谓“自我摸索”的一条成功路径。换个角度看，郭敬明的成功的确可以视为“励志样板”，他一不拼爹，二不拼下半身，完全是靠自我奋斗走到了今天。

　　当然，他励志后传达的能量是正是负颇值得推敲。他的作品人物，除了恋爱，就是炫富，似乎他们的财富是天上掉下来的，郭敬明本人在采访中也曾吐露成名前的心酸，但他为了取悦粉丝，只以孔雀开屏正面示人，完全隐去了不堪的背后真相。就像很多励志 的作品一样，本人就是穷人，却告诉读者，怎么发财享受生活。

　　不能说这样的孩子完全是“经济动物”。郭敬明们也有“爱国”表白：“我就是曾经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哭了的人，我就是每次看奥运听见国歌就眼红哽咽的人，我的祖国确实有很多问题，但这并不影响我毫无保留地爱它，为它自豪。”

　　郭敬明的“爱国”表白是不是真心话？只有他自己能给出答案。这番表白，至少让“家长”看了放心。一个把奢侈生活看做终极理想的人，却说自己无条件爱国，那与其说是“爱国经”，不如说是卖乖。

　　郭敬明大量的粉丝群，大都是青少年学生，抱着那样的“富贵梦”和“爱国经”的他们当中，可以出现无数个李鸿章，但难出一个周恩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为信仰而奋斗？可能要被他们笑到精神科。读了偶像作品，他们的人生观会更加感官——不知道什么是信仰，不知道除了物质利益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值得追求。

　　其实，追本溯源，郭敬明的人生观并不新鲜，如果拜码头，他应该认王朔为师叔。《小时代》是20世纪九十年代“顽主文化”的变种。奇怪的是，王朔尽管大红大紫，但一直没主流社会接受，而郭敬明却被时隔三十年的“中国主流社会”接受，只能说“时代变了”，果然小时代。

　　“小时代”里并非没有“大声音”。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一些“主流媒体”对郭敬明人生观不乏批判，然而，在现实的票房中，那都是微弱的抵抗。目前，在“主流社会”拿不出“接地气”的核心价值观情况下，唯一能对中国社会潮流起作用之物，就是市场。只要有市场，只要能卖钱，包括官家在内的中国商人们就去推崇，不管这产品对消费者是否有害。

　　这就是“小四”打入中国主流社会的根源。

　　本来，此前中国少年派还有另一派偶像——韩寒。但自去年“韩三篇”出台后，韩寒斗士形象已经破相，影响力锐减，“斗士派”式微；“奢侈派”顽主郭敬明便“一枝独秀”了。如果说韩寒对青少年来说是一剂强心剂，那么郭敬明则是一副小剂量摇头丸。

　　无疑，这位“老大不小的孩子”的膨胀是一个病态文化符号，此病和大人有关——他们治不了孩子的病也就罢了，却不该“同病相惜”，更不该顿起商业动机，引入主流社会，惯着他，放大他，拿他卖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