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4月8号，鲁迅在日记里写道：
　　
　　“上午广平来。下午看定住居，顶费五百，先付以二百。”
　　
　　写这段日记的时候，鲁迅正在上海定居。
　　
　　您知道，当时上海的房价非常之高，远远超过北京、天津、南京、汉口等国内城市，甚至比巴黎都要贵（参见郑振铎《欧行日记》，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4年第1版）。鲁迅在民国时期绝对属于中高收入群体，可是凭他的收入在上海买房还是力有未逮。所以，从1927年定居上海，到1936年生病去逝，鲁迅都是在租房住。换句话说，他在上海做了将近十年的无房户，到死都没有买上房子。
　　
　　买不上房子，租房总不至于太难吧？不，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租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房租很贵。第二，稍微像样的房子都有人占着，你想租到手，必须付给前任房客或者二房东一笔数目可观的“顶费”，也就是转手费。比如说鲁迅想租虹口区四川北路拉摩斯公寓（现在叫北川公寓）的房子，就得拿出五百块大洋的顶费。
　　
　　五百块大洋可不是一笔小钱。当时上海工厂里最熟练的技工，月薪也不过三四十块大洋；在绸缎庄做足十年的老店员，每月平均才挣二三十块大洋；黄包车夫每月拉够三十天活儿，平均收入还不到二十块大洋；已经成名的文学家茅盾在杂志社做编辑，月薪只有一百块大洋；郁达夫风头最劲的时候，每月版税不到两百块大洋；郁达夫散文名篇《春风沉醉的晚上》里有一位在烟厂上班的年轻女工，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月薪仅仅九块大洋。所以对各个阶层的劳动者来说，五百块大洋都算得上巨款，一个人要是没有挣钱的能力和攒钱的本事，无论如何是拿不出这笔钱来的。包括鲁迅也拿不出，为了把房子租下来，他只有分期付款：顶费五百块大洋，先付二百块大洋——这在他的日记里写得很清楚。
　　
　　从前任房客手中租房要付顶费，这在今天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众所周知，现在不管哪个城市的商铺，只要地段好、生意旺，转租的时候都会收顶费，而且数目也很惊人。去年夏天，广州万达广场有一座“旺铺”转租，顶费竟然高达一百万元，相当于月租的二十倍，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不过加收巨额顶费的规矩在如今这个时代也就限于那些稀缺的商铺，如果是转租住宅，甭说上百万顶费，加一万块钱都未必有人去租。因为我们现在不缺住宅，房价虽然高，房租虽然贵，租房市场上的供应还是充足的。
　　
　　而民国上海则不一样，那时候的住宅跟今天的旺铺一样稀缺，所以某个房客或者二房东一旦租到一所好房子，不收一笔惊人的顶费就坚决不撒手。你嫌顶费高不要紧，有人揣着巨款上赶着来租呢！张爱玲短篇小说《阿小悲秋》里有一段场景：抗战胜利前，上海市区人满为患，一房难求，一对新婚夫妇找不到婚房，去一幢十几层的公寓租了顶楼，光顶费就花了一百五十万，用这笔钱够在乡下买几十亩地了。
　　
　　可是为什么那对新婚夫妇不去农村买地，偏要在上海租房呢？因为农村太落后，太危险（兵匪横行），太没有发展空间，在农村做地主还不如在上海做蚁族。至于其他城市，因为缺少大租界的缘故，也没有上海安全。故此鲁迅也说过这样的话：上海的房租很贵，空气很坏，但此外也无可住之处，也还只得在此混一下了（参见王志之《鲁迅印象记》，上海金汤书店1936年第1版）。
　　
　　正是因为只能在上海住下去，所以鲁迅不得不付出经济上的代价：每搬一次家，都得交一笔顶费。1932年3月2号，他给挚友许寿裳，说自己在上海轻易不敢换租房子，因为“屋少费巨，殊非目下之力所能堪任”。所谓屋少费巨，指的就是住房紧缺，顶费高昂，他再也出不起这笔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