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官宦世家出身，二十六岁的北宋诗人苏舜钦，进士及第歩入政坛。谁也不会想到，有文坛领袖范仲淹的激赏，有岳父大人宰相杜衍的辅佐，苏舜钦这颗被世人看好的政治新星，却因一桩公款吃喝案被开除公职，沦为大宋王朝用来儆猴的那只鸡！
　　
　　按苏舜钦拥有的政治资源和人脉关系，拿他来祭刀儆猴简直是不大可能。二十一岁任荥阳县丞的苏舜钦，曾因敢于对皇帝大兴土木谏议上疏闻名朝野。他在《火疏》中说：“烈士不避铁钺而进谏，明君不讳过失而纳忠……若大兴土木，则费用不知纪极，则力耗于内，百姓劳于下，内耗下劳，何以为国？”其奏章言辞之激烈，敢道人之所不敢言。苏舜钦在奏章《诸匦书》中，更是直指守旧官僚昏庸无能，痛陈结党营私、把持朝政的政坛痼疾。这在“庆历新政”前的沉闷政治氛围中，苏舜钦虽无意充当意见领袖，但其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快意品评，客观上为朝廷后来的革新政治提供了舆论上的支撑。同时，苏舜钦也在无意间把自己推向了政治舆论的风口浪尖。
　　
　　尽管苏舜钦并不想引领大宋思想潮头，更无意文坛“宋诗之祖”的名头。《宋史》还是对苏舜钦给予很高的评价：“当天圣中，学者为文，多病偶对，独舜钦与河南穆修好为古文歌诗，一时豪俊多从之游。”实际上，苏舜钦面对北宋初期文坛沿袭晚唐、五代文风，过分注重形式，为声韵格律所困的浮华靡丽的文风，提出“文章合为时而作”，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昆派时文，使清新自然的文风在北宋文坛渐成流行。欧阳修在《苏子美文集序》中称苏舜钦“天圣之间，学者务以言语偶摘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而子美独与其兄才翁及穆参军伯长，作为歌诗杂文，时人颇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顾也。其始终自守，不牵世俗趋舍，可谓特立之士也”。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苏舜钦虽身居要职，周围却经常聚集着众多官场和文坛的青年才俊与意见领袖。时间一长，免不了就引起身边有异质思维人士的好奇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关注。况且，几个文人借着酒劲抨击时弊的事，也是经常在苏舜钦的官邸发生。庆历四年秋（公元1044年），刚履新进奏院提举的苏舜钦，正赶上京城汴梁每年春秋两季都要举行“赛神会”。这种“赛神会”的关键，不在于形式上要到指定地点拜神谒祖、敬香祈福，更为重要的是京城六部衙门里的大小官吏，都会借这个机会，特地邀请一些平日里早就想在一起的同道喝上几杯。一向喜欢小酌几杯的苏舜钦，到京城以后始终是以客人的身份参加朋友们举办的各种酒会，这次他要以主人的身份实实在在地把朋友们聚在一起，痛痛快快地请大家很搓一顿。
　　
　　作为进奏院一把手的苏舜钦，对单位将要举行的这次聚餐活动十分重视。按照政策规定，把平日里一些拆开的信封、废旧的纸张集中卖掉换点钱，不足部分由参加聚会的人来凑份子。参会人员名单也是苏舜钦亲自把关圈定的。当然大都是平日里，跟他一样身居高位的同僚和恃才傲物的文人。为了避嫌，他还主动掏腰包，出钱十贯，同时要求朋友们也象征性地出点儿钱。苏舜钦知道，被邀请的王洙、梅尧臣等十数位政见趋同、性情相近的青年才俊，只要聚在一起，肯定就会出现平日里那种文人雅士边喝酒边吟诗，臧否人物，议论时政的热闹场面。往往大家喝到高潮时，又要乘兴唤来歌妓助兴，“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非喝到天昏地暗不可。
　　
　　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本来聚餐是一件增进了解、加强沟通的好事，却因苏舜钦的不谙世事的断然拒绝，改变了聚餐的性质，同时也改变了苏舜钦自己的命运！书生气十足的苏舜钦，正处在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十字路口，特殊地位和特殊关系，加之骨子里流露出来的傲慢和才气，吸引着京城官员中众多攀龙附凤和附庸风雅者。时任太子中书舍人的李定，是个靠荫补入仕没有国家正规学历的高官，主动和苏舜钦打招呼，表示愿意参加这次文坛盛会！苏舜钦一向看不起李定，也知道李定是为了满足一下附庸风雅的虚荣心。如果苏舜钦婉转地予以拒绝，而不是挖苦讽刺李定也许就不会把自己送上儆猴的不归路。可苏舜钦不是，他还以为自己是在老丈人杜衍家喝酒呢！
　　
　　南宋龚明之《中吴纪闻》，载有苏舜钦在岳父杜衍家，秉烛夜读《汉书》饮酒的故事。冯梦龙在《古今笑史》中写苏舜钦此次喝酒，更详细更到位：“苏读《汉书·张良传》，至良与客狙击秦皇帝，抚掌曰：‘惜乎击之不中！’遂满引一大白。又读至良曰：‘始臣起自下邳，与上会于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抚案曰：‘君臣相遇，其难如此！’复举一大白。”古文中的“白”字与现代汉语中的“杯”字通用，关键是《汉书》中能让苏舜钦“复举一大白”的地方太多。久经官场磨砺的杜衍看到眼前贤婿读书下酒，不但没批评苏舜钦，反倒给予肯定“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无疑这次放荡的大喝，奠定了苏舜钦在政治上的大好前景，也凸显苏舜钦酒后骨子里暴露出来的傲慢与偏见。
　　
　　这次单位聚餐怎么能够和家庭小酌一样放荡无忌？苏舜钦的聚餐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议程如期进行。被苏舜钦骂了个狗血喷头的李定，就成了专门盯着苏舜钦一举一动的苍蝇。官场上的事就是这样，没人举报你贪腐你就是贪腐再严重，也会平安无事；有人盯着你，就算你再清廉也可以找出腐败的污点。何况苏舜钦也不是“无缝的蛋”，李定将苏舜钦聚饮的详细情况无中生有地大肆渲染，把当日的场景描绘得不堪入耳，到处散布。
　　
　　御史中丞王拱辰得知这一情况后，直觉告诉他，这绝不是一件普普通通的案件。王振辰决定立刻成立专案组，查处这件公款吃喝、伤风败俗的大案。虽说苏舜钦是“庆历新政”主将范仲淹极力荐举的，又是改革支持者杜衍的乘龙快婿，但是，王拱辰还是顶着被扣上破坏“庆历新政”的改革的巨大压力，秉公办案，一查到底。出面为苏舜钦说情的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中坚都被贬谪放逐，参与聚餐的人员全部给予处理，逐出京城。王振辰将苏舜钦聚餐时那班文人饮酒召妓，还作诗讽刺先贤：“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命令刘元瑜等一班御史，迅速将以律定罪的材料呈送到了宋仁宗那里。宋仁宗从苏舜钦身上，看到的不是公款吃喝的违纪，他看到的是读书人对传统的质疑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任何统治者都不会允许的。宋仁宗御笔钦定苏舜钦这个北宋才子，以“监主自盗”的罪名削籍为民的处理决定，无异于在沉闷的北宋政坛上演了一出“杀鸡给猴看”的活报剧，而充当警示大宋政坛干部和知识分子泯灭自我意识那只鸡的人，就是苏舜钦。
　　
　　史上对苏舜钦的“进奏院狱”多定性为“冤狱”。认为苏舜钦是新旧党争造成的，《宋史》也遵从这一观点。透过历史的重重迷雾，还原当时的历史语境，苏舜钦“进奏院狱”虽说确有冤情和合理的理由存在其中，但按照宋朝的法律规定“监主自盗”一旦坐实，就要判死罪，而苏舜钦仅仅是开除公务员队伍；苏舜钦给皇帝多次提意见，恃才自傲又位高权重，同僚都惧而远之，他身上放射出来的读书人的思想自由和咄咄逼人的政治主张，让仁宗皇帝一时不知所措，在捍卫皇权和给予自由之间抉择的仁宗皇帝显然会选择前者，牺牲读书人的自由和个性就成了必然。
　　
　　获罪罢官后的苏舜钦，在其传之后世的名篇《沧浪亭记》里说“惟仕宦溺人为至深”。他不无感慨地说，历史上的许许多多“才哲君子”都在名利地位上栽了跟头，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掌握“自胜之道”！言外之意他已把身外这些看透了。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苏舜钦复官，授湖州长史。然而，在文章中一再告诫世人要看开的苏舜钦，自己却由于始终看不开，没来得及获得恢复名誉之后大展宏图，便撒手人寰。看来，苏舜钦的崇与辱，跟他自己的任何努力都无关，只在仁宗皇帝的政治需要。
　　
　　一娄破纸，一顿酒席，就让名重一时的“政治明星”沦为儆醒读书人这群猴子的那只刀下之鸡!可惜的是苏舜钦致死也没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命运只能是一只被杀的鸡？挂印彭泽的陶渊明看透了吗？把“难得糊涂”留给后人的郑板桥真明白了？欧阳修说苏舜钦“时发其愤闷于歌诗，至其所激，往往惊绝”，读书人玩政治还幼稚到这种程度，不拿你开刀，也太低估仁宗皇帝的判断力了。
　　
　　（原载《百家讲坛》2012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