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和约翰·戴森霍夫一见如故

　　湖南株洲，新中国成立后崛起的一座工业城市，100多项“中国第一”在这里诞生。
　　
　　在人们的印象中，工业城市意味着烟囱林立，意味着污染。然而，如今的株洲市一手抓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手抓传统产业“两型”化改造，产业走上了从“高碳”向“低碳”、从“制造”向“创造”、从“黑色”向“绿色”转变的“两型”发展之路。去年，株洲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比重提高到31%，高新技术产业在全市规模工业的比重达44.4%。
　　
　　“两型”建设让株洲已鸟语花香，呈现给世界清新的面孔。
　　
　　这样一个“两型”建设的典范，宛如湘江之畔精彩的画卷，吸引了两位科学巨匠的目光。
　　
　　一位是198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美国科学家约翰·戴森霍夫，一位是“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他们最近在长株潭两型试验区的世纪之晤，留下了一串串佳话，展现了科学巨匠严谨治学之外和蔼风趣的“两型”人生。
　　
　　约翰·戴森霍夫是受中科院之邀来中国参加2012年第三届国际DNA基因组节的。得知这个消息后，正在海南田间进行育种研究的袁隆平院士特地飞回湖南，郑重地向戴森霍夫发出了邀请，请他在会议期间拨冗到湖南讲学交流。借此次讲学之机，两双为人类福祉劳作了一辈子的大手，紧紧相握了。
　　
　　约翰·戴森霍夫于1943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的乡村，父亲是农场主，一心只想让儿子子承父业，经营农场，但约翰·戴森霍夫违背父母意愿，潜心学业，终身研究世间万物赖以生存的光合作用，他利用X射线的晶体结构解析技术，于上世纪80年代初成功解密光合作用。1988年，他与另外两位学者共同分享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的诺贝尔化学奖。
　　
　　今年82岁的袁隆平从1964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技术，到1995年研制成功两系杂交水稻，1997年提出超级杂交稻育种技术路线，2000年实现了农业部制定的中国超级稻育种的第一期目标，2004年提前一年实现了超级稻第二期目标。中国有九亿农民，他一个人相当于干了两亿农民的活。有人预估，他育出的种子共创造效益5600亿美元，他也因此被称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院士通过杂交的手段和基因研究来提高水稻的光合效率，从而达到提高产量的目的，属于植物学方面的应用科学；而约翰·戴森霍夫研究光能是如何被贮存起来变为化学能的，属于生物化学。一个是要让光合作用充分得到发挥，以使天下有利于人类生存的植物更加生机盎然；一个是要如何充分利用光合作用，以使水稻更加增产让人类受益。两位科学巨匠殊途同归，穷尽毕生心血，只为人类生存得更美好。
　　
　　讲学之余，约翰·戴森霍夫携夫人还参观访问了株洲，足迹覆盖规划展览馆、神农城、湘江风光带、云龙新城等景点。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长期奋战在实验室里的科学家，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产生出浓厚的兴趣。当他聆听当地艺人一曲《春江花月夜》的演奏后，这位脸泛红光的老人，饶有兴致地坐在古筝前，伸出那一辈子拿试管的手指，轻轻弹拨起来，一招一式，竟像一个曾经接受过古筝培训的人，让人惊讶于他对中国乐器的悟性；在古筝的余音里，约翰·戴森霍夫又品起绿茶与黑茶来，喝惯了咖啡的他轻轻咂着嘴，品味着中国饮品的神奇。在云龙新区的农民家里，他还对传统娱乐工具中国麻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工作人员指导下，他用生硬的汉语念着“东”“中”“发”“筒”……当陪同人员指导他成功地和了一盘后，他快乐得像个孩子似的哈哈大笑。尤其令株洲人津津乐道的是，这位科学巨匠在欣赏了当地书法家的表演后，也提起毛笔练起中国字来，只见他执笔、运笔、点画，写下了“株洲”二字。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他第一次拿起中国毛笔，“株洲”二字的书法水平，普通中国人都难以达到，这足以看出他对中华文化的崇敬心与领悟力，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有谁知道，这位性格内向治学严谨的学者，生活中还特别喜欢音乐、下棋、游泳和滑雪哩。
　　
　　欢迎宴会上，当志愿者为约翰·戴森霍夫及夫人献唱一首英文歌《我的爱》之后，没想到袁隆平院士兴致勃勃地站起来说：让我也来一首吧！只见袁院士清了清嗓子，娴熟地唱了一首《老黑奴》——昔日快乐无羁的人们/如今安在/还有我抱在膝上的小家伙/他们都已到了我灵魂渴望去的海岸/我听见他们亲切呼唤……当歌声停止，席间掌声四起，约翰·戴森霍夫竖起大拇指赞道：Verygood！
　　
　　在人们的印象中，袁隆平院士一生与水稻与泥巴打交道，一双粗糙的手捧出了亿万斤粮食。其实，他与约翰·戴森霍夫一样，十分热爱文化，业余时间拉小提琴，下象棋，他的母亲是北京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师，袁隆平从小就接受过英美文化的熏陶，只是鲜为人知。
　　
　　当袁隆平院士风尘仆仆地从海南试验基地赶回湖南，人们期待的是两位科学巨匠关于光合作用的高端对话，而在会晤期间，人们更多感受到的是两位科学巨匠的博学与风趣，他们不仅是令世人瞩目的科学家，更是和蔼可亲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