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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怀念冰心,曾给冰心行三磕头大礼

时间:2012-06-05 19:14来源: 作者:冯骥才 点击:
近日从媒体得知冰心墓碑被污,十分难过和气忿。但我深信,光明透彻的冰心永远不可能被玷污,真正被污者只能是施此恶行的人自己。为此,以这曾经纪念冰心的小文,去擦洗那圣洁墓碑上肮脏的污痕。 冯骥才语 今天是给您送行的日子,冰心老太太! 我病了,没去成

  近日从媒体得知冰心墓碑被污,十分难过和气忿。但我深信,光明透彻的冰心永远不可能被玷污,真正被污者只能是施此恶行的人自己。为此,以这曾经纪念冰心的小文,去擦洗那圣洁墓碑上肮脏的污痕。
  
  冯骥才语
  
  今天是给您送行的日子,冰心老太太!
  
  我病了,没去成,这也许会成为我终生的一个遗憾。但如果您能听到我这话,一准会说:"是你成心不来!"那我不会再笑,反而会落下泪来。
  
  十点钟整,这是朋友们向您鞠躬告别的时刻,我在书房一片散尾竹的绿影里跪伏下来,向着西北方向——您遥远的静卧的地方,恭敬地磕了三个头。然后打开音乐,凝神默对早已备置在案前的一束玫瑰。当然,这就是面对您。本来心里潦乱又沉重,但渐渐的我那特意选放的德彪西的《大海》发生了神奇的效力,涛声所至,愁云廓散。心里渐如海天一般辽阔与平静。于是您往日那些神气十足的音容笑貌全都呈现出来,而且愈来愈清晰,一直逼近眼前。
  
  我原打算与您告别时,对您磕这三个头。当然,绝大部分人一定会诧异于我何以非要行此大礼。他们哪里知道这绝非一种传统方式,一种中国人极致的礼仪,而是我对您特殊的爱的方式,这里边的所有细节我全部牢牢记得。
  
  八十年代末,一个您生命的节日——十月五日。我在天津东郊一位农人家中,听说他家装了电话,还能挂长途,便抓起话筒拨通了您家。我对着话筒大声说:
  
  "老太太,我给您拜寿了!"
  
  您马上来了幽默。您说:"你不来,打电话拜寿可不成。"您的口气还假装有点生气。但我却知道在电话那端,您一定在笑,我好像看见了您那慈祥的并带着童心的笑容。
  
  为了哄您高兴。我说:"我该罚,我在这儿给您磕头了!"
  
  您一听果然笑了,而且抓着这个笑话不放,您说:"我看不见。"
  
  我说:"我旁边有人,可以作证。"
  
  您说:"他们都是你一伙的,我不信。"
  
  本来我想逗您乐,却被您逗得乐不可支。谁说您老,您的机敏和反应能超过任何年轻人。我只好说:"您把这笔账先记在本子上。等我和您见面时,保证补上。"
  
  这便是磕头的来历,对不对?从此,它成了每次见面必说的一个玩笑的由头。只要说说这个笑话,便立即能感受到与您之间那种率真、亲切、又十分美好的感觉。
  
  大约是1992年底,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画展期间,和妻子顾同昭,还有三两朋友一同去看您。那天您特别爱说话,特别兴奋,特别精神;您一向底气深厚的嗓音由于提高了三度,简直洪亮极了。您说,前不久有一位大人物来看您,说了些"长寿幸福"之类吉祥话。您告诉他,您虽长寿,却不总是幸福的。您说自己的一生正好是"酸甜苦辣"四个字。跟着您把这四个字解释得明白有力,铮铮作响。
  
  您说,您的少时留下许多辛酸——这是酸;青年时代还算留下一些甜美的回忆——这是甜;中年以后,"文革"十年,苦不堪言——这是苦;您现在老了,但您现在却是——"姜是老的辣"。当您说到这个"辣"字时,您的脖子一梗。我便看到了您身上的骨气。老太太,那一刻您身上真是闪闪发光呢!
  
  这话我当您的面是不会说的。我知道,您不喜欢听这种话,但我现在可以说了。
  
  记得那天,您还问我:"要是碰到大人物,你敢说话吗?"没等我说,您又进一步说道,"说话谁都敢,看你说什么。要说别人不敢说、又非说不可的话。冯骥才——你拿的工资可是人民给的,不是领导给的。领导的工资也是人民给的。拿了人民的钱就得为人民说话,不要怕!"
  
  说完您还着意地看了我一眼。
  
  老太太,您这一眼可好厉害。您似乎要把这几句话注入我的骨头里。但您知道吗?这也正是我总愿意到您那里去的真正缘故。
  
  我喜欢您此时的样子,很气概,很威风,也很清晰。您吐字和您写字一样,一笔一画,从不含混。您一生都明达透彻,思想在脑海里如一颗颗美丽的石子沉在清亮见底的水中。您享受着清晰,从来不委身于糊涂。
  
  再说那天,老太太!您怎么那么高兴。您把我妻子叫到跟前,您亲亲她,还叫我也亲亲她。大家全笑了。您把天堂的画面搬到大家眼前,融融的爱意使每一个人的心情都充满美好。于是在场朋友们说,冯骥才总说给冰心磕头拜寿,却没见过真的磕过头。您笑嘻嘻地说我:"他是个口头革命派!"
  
  我听罢,立即趴在地上给您磕了三个头。您坐在轮椅上无法阻拦我,但我听见您的声音:"你怎么说来就来。"等我起身,见您被逗得正在止不住地笑,同时还第一次看到您挺不好意思的表情。我可不愿意叫您发窘。我说:"照老规矩,晚辈磕头,得给红包。"
  
  您想了想,边拉开抽屉,边说:"我还真的有件奖品给你。今年过生日时,有人给我印了一种寿卡,凡是朋友们来拜寿,我就送一张给他做纪念。我还剩点儿,奖给你一张吧!"
  
  粉红色的卡片鲜美雅致,名片大小,上边印着金色的寿字,还有您的名字与生日的日子。卡片的背面是您手书自己的那句座右铭:"有了爱便有了一切。"
  
  您说,这寿卡是编号的,限数一百。您还说,这是他们为了叫您长命百岁。
  
  我接过寿卡一看,编号77,顺口说:"看来我既活不到您这分量,也活不到您这岁数了。"
  
  您说:"胡说。你又高又大,比我分量大多了。再说你怎么知道自己不长寿?"
  
  我说:"编号一百是百岁,我这是77号,这说明我活77岁。"
  
  您嗔怪地说:"更胡说了。拿来——"您要过我手中的寿卡,好像想也没想,拿起桌上的圆珠笔在编号每个7字横笔的下边,勾了半个小圈儿,马上变成99号了!您又写上一句:"骥才万寿,冰心,1992.12.20。"
  
  大家看了大笑,同时无不惊奇。您的智慧、幽默、机敏,令人折服。您的朋友们都常常为此惊叹不已!尽管您坐在轮椅上,您的思维之神速却敢和这世界上任何人赛跑。但对于我,从中更深深的感动则来自一种既是长者又是挚友的爱意。可使我一直不解的是,您历经那么多时代的不幸,对人间的诡诈与丑恶的体验较我深切得多。然而,您为何从不厌世,不避世,不警惕世人,却对人们依然始终紧拥不弃,痴信您那句常常会使自己陷入被动的无限美好的格言"有了爱便有了一切"?这到底是为了一种信念,还是一种天性使然?
  
  我想到一件更远的事。
  
  那时吴文藻先生还在世。那天是您和吴先生金婚的纪念日。我和楚庄、邓伟志等几位文友去看您。您那天新裤新褂,容光焕发;您总是这么神采奕奕,叫人家无论碰到怎样的打击也无法再垂头丧气。
  
  那天聊天时,没等我们问您就自动讲起当年结婚时的情景。您说,您和吴文藻度蜜月,是相约在北京西山的一个古庙里。
  
  您当时的神气真像回到了六十年前——
  
  您说,那天您在燕京大学讲完课,换一件干净的蓝旗袍,把随身用品包一个方方正正的小布包,往胳肢窝里一夹就去了。到了西山,吴文藻还没来——说到这儿,您还笑一笑说:"他就这么糊涂!"
  
  您等待时间长了,口渴了,便在不远的农户那儿买了几根黄瓜,跑到井边洗了洗,坐在庙门口高高的门坎上吃黄瓜,一时引得几个农家的女人来到庙前瞧新媳妇。这样直等到您的新郎吴文藻姗姗来迟。
  
  您结婚的那间房子是庙里后院的一间破屋,门关不上,晚上屋里经常跑大耗子,桌子有一条腿残了,晃晃当当。"这就是我们结婚的情景。"说到这儿,您大笑,很快活,弄不清您是自嘲,还是为自己当年的清贫又洒脱而洋洋自得。这时您话锋一转,忽问我:"冯骥才,你怎么结的婚?"
  
  我说:"我还不如您哪。我是'文革'高潮时结的婚!"
  
  您听了一怔,便说:"那你说说。"
  
  我说那时我和未婚妻两家都被抄了,结婚没房子,街道赤卫队队长人还算不错,给我们一间几平米的小屋。结婚那天,我和我爱人的全家去了一个小饭馆吃饭。我父亲关在牛棚,母亲的头发被红卫兵铰了,没能去。我把劫后仅有的几件衣服叠了叠,放在自行车后衣架上,但在路上颠掉了,结婚时两手空空。由于我们都是被抄户,更不敢说"庆祝"之类的话,大家压低嗓子说:"祝贺你们!"然后不出声地碰一下杯子。
  
  饭后我们就去那间小屋。屋里空荡荡,四个房角,看得见三个。床是用砖块和木板搭的。要命的是,我这间小屋在二楼,楼下是一个红卫兵"总部"。他们得知楼上有两个狗崽子结婚,虽然没上来搜查盘问,却不断跑到院里往楼上吹喇叭,还一个劲儿打手电,电光就在我们天花板上扫来扫去。我们便和衣而卧。我爱人吓得靠在我胸前哆嗦了一个晚上。"这就是我们的新婚之夜!"我说。
  
  我讲述这件事时,您听得认真又紧张。我想完事您一定会说出几句同情的话来。可是您却微笑又严肃地对我说:"冯骥才,你可别抱怨生活,你们这样的结婚才能永远记得,大鱼大肉的结婚都是大同小异,过后是什么也记不住的。"
  
  您的话使我出其不意。
  
  一下子,您把我的目光从一片荆棘的困扰中引向一片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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