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在我们的印象里：“李白”天生一副傲骨，不善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看来是结论下的太绝对了。李白不但会拍，而且拍得很高雅，很有艺术性，无疑也是“拍马屁”的创始人。
　　
　　当然，这段记载是真是假，众说纷纭。除了《遗事》所录外，像旧《唐书》和《资治通鉴》这类正史均无所见，不知是疏漏还是有意回避。我想大概是后者居多。正统文人们不愿记录名人的不光彩事情，也在情理之中。就像宋代以后的文人学士们，为了保护女词人李清照的名声，从来不记或者否认李清照改嫁一样，是有点文过饰非的。我看，李白有拍马屁之举，虽不光彩，但也不必讳言，也不必说是“偶然的失节”。应该说是历史的必然。是在那个历史环境中，李白等人为求出路，不得不为之的必然表现。历史就是历史，尽管杜甫也曾竭力宣扬李白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骨气，苏轼五体投地的佩服李白“戏万乘若僚友，视俦例如草芥。”的品格，都只能是一厢情愿。只要我们把李白拍马屁那段历史回顾一下，就不难理解李白拍马屁的苦衷。
　　
　　公元741年，唐玄宗在贺知章的多次举荐下，三次下诏征李白入朝，自以为“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李白闻诏大喜过望，“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得意洋洋地去了长安。他认为从此可以青云直上，一展自己的才华，实现他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怀着这种欲望，到长安后他自然是对唐玄宗毕恭毕敬，唯马首是瞻。唐玄宗吃酒叫他作诗助兴，他就即席赋诗；唐玄宗玩乐叫他填词演唱，他就为歌女填词。在长安三年中，他作的大部分诗词，都是充满着献媚气味的，如“清平乐三章”、“乐府词”等，李白的朋友任华在形容李白此时的诗作时，就尖锐地指出：“新诗传在宫人口，佳句不离明主心”。一句“佳句不离明主心”，充分说明了李白诗作的主题思想。而李白自己也是得意洋洋地自喻“如侍瑶池宴，出陪玉辇行。”甚至露骨地在诗中表现那些王公贵族是如何的对他阿谀奉承，很有些昏昏然的。而李白对唐玄宗的吹捧此时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李白实在是打错了算盘，唐玄宗招李白进宫，并不是想叫他建什么功，立什么业。此时的唐玄宗已不是中兴之主的理想，而是贪图享受、迷恋女色、追求长生不老的昏君。招李白一是想表示自己有爱才之心；二是想拿他增添一些宫中的乐趣，点缀一下升平的景象。一旦这个目的达到了，玩腻了，很自然地对李白也就没了兴趣。再说李白入宫三年，除了会吟诗作词，看不出有什么经天纬地之才，也未拿出过像样的治国安邦的妙计来。诗人，不一定是政治家。加之李白经常酒后失态，恃才傲物，惹恼了不少权贵。这些人经常在玄宗跟前嚼李白的舌头，促使唐玄宗逐渐对李白疏远。李白这才知道自己“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陷入“停杯投筋不能食，把剑四顾心茫然”的苦闷，逐渐产生对当朝权贵的愤懑和反抗情绪，感到了“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可鄙，“使我不得开心颜”的痛苦，下决心“长揖万乘君，还归富春山”。发誓“筰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一纸辞表，扬长而去。
　　
　　这段痛苦的经历，不太光彩的行为，虽是李白历史上的一个污点，但自唐代以来，谁也没有否定李白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没有否定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卓越贡献。
　　
　　巴尔扎克说过：“人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人的性格、特点，从来不是单一的，一成不变的。复杂的社会现象会通过人的本身反映出它的多层次、多侧面、甚至是无常的特性。而人本身在许多时候是很难把握自己的，会做出一些使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事，而这种现象并不反映他的本质。伟大的科学家伽利略，当年在教会的逼迫下，最后不是宣布放弃自己的学说吗？谁也不会想到一贯忠于太平天国的李秀成灰向曾国藩低头；西方那些能把航天飞机送上太空的科学家们，他们工作地时候，是按科学规律办事，可他们又是虔诚的基督徒，祈求上帝保佑。这又怎么解释？你能认为他们是基督徒，就否认他们是科学家？
　　
　　复杂的人性，构成了人的性格的多样性，启发我们看人看事不能总用一个标准，一把尺子来衡量，更不能因一时一事去判定一个人的全部。辩证法，永远是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