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7年4月的北京大学校园，绿树吐翠，碧草如茵，鲜花盛开，一派春意盎然；而洋溢在人们脸上的春意，更是比之自然的春意还要灿烂。一天，全校最大一座学生饭堂的大门口贴出了一张海报：校长马寅初将于本月27日在此为全校师生作一场学术演讲。
　　
　　海报一贴出，消息便在北大校园里不胫而走，而且奔走相告的人们，竟很快将这一消息传到了校园外，马寅初的这场演讲一时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为什么一位校长在本校内的一次学术演讲会引起人们如此的关注呢？
　　
　　一是因为此时的马寅初，身份不但是北京大学校长、著名的经济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而且是全国人大常委；演讲的内容似乎涉及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据说此前他已在有关高层会议上多次提出，并为此而远赴江浙等地进行了大量的实际调查研究工作，所以人们相信，他在此基础上的演讲一定非同凡响。
　　
　　二是因为这次演讲是马寅初解放后第一次做学术演讲。要知道，马寅初作为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当然主要是通过他的论文和著作来发表他的经济学思想和主张的，但他似乎更喜欢以演讲的方式直接向大众发表他对于经济及政治的见解和呼吁，而且历来又以“善讲”和“敢讲”著名。当年他在重庆的演讲，曾被人们誉为“山城狮子吼”，他本人则被郭沫若誉为“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爆的响当当的一枚‘铜豌豆’”。对于当年的这头“山城狮子”和这粒响当当“铜豌豆”在新时代的首次登台演讲，人们自然充满了期待。
　　
　　马寅初所作演讲的题目为《关于人口问题的科学研究问题》，其主要内容后来都整理成论文发表于当年7月4日的《人民日报》，题目为《新人口论》。也就是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正式形成论文见诸《人民日报》是在1957年7月4日，但他正式发表这一思想应该是1957年4月27日在北京大学的这场演讲。
　　
　　我们后来在考察马寅初的人生历程时发现，正是从这场演讲开始，马寅初的学术品格将又一次经受历练，而在这种历练中，他的人格也将又一次得到升华，而历史也将因此而更加牢记住他的名字。然而这都是我们站在今天所看到的一切，而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马寅初却是实实在在地由于这场演讲，其人生从高峰开始走向深涧。
　　
　　说来真是巧得很，就在马寅初在北大大饭堂发表演讲的同一天，也就是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随即一些地方的群众纷纷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开始所谓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然而仅过了一个月不到，5月15日，毛泽东便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同一天还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号召全国人民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反右运动”就此在全国展开。
　　
　　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文章，其中除指名道姓指责费孝通、吴景超、陈达、李景汉等人为右派分子外，说“还有一位经济学家，他算得面更宽，他不仅从资金积累的状况，扩大积累的要求，并且从扩大外汇和工业原料的来源，以及推进科学的研究等等方面，算了一大堆账，结论是：因为人口过多，资金积累太少，不敷分配，所以不能搞很多的大型工业，而只能多搞中小型工业，然后他抬出列宁的一句话来画龙点睛地点清了他这些话的意义。他说，列宁说过，‘没有大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这就是说，中国因为人口太多，所以搞不成社会主义。可见，资产阶级右派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一个时期中，他们谈的并不是什么人口问题，并不是什么节育问题，并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现实的阶级斗争问题，严重的政治斗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战斗，必须彻底打垮他们，揭露他们的阴谋，粉碎他们的诡计！”很明显，这篇文章不但将人口问题的讨论政治化了，而且其矛头直指马寅初。
　　
　　时隔仅仅一天，《人民日报》10月16日又发表了一篇题为《斥资产阶级右派的所谓农村调查》的文章，再次将矛头指向马寅初。
　　
　　这两篇发表于党报上的文章，无疑为北京大学似乎酝酿已久的一场“批马”运动很好地营造了一个外部的宏观形势，正是在这样的宏观形势下，北京大学校内果然一场声势浩大的“批马”运动随即便爆发了。
　　
　　1958年3月26日，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樊弘贴出了一张批判《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字报，指责马寅初“在本质上是为了资本家阶级利益向党和国家正确地执行和平改造资本家的办法表示不满”。
　　
　　3月29日，北京大学经济系二年级数名学生贴出大字报，指责马寅初曾经在接受他们采访时向他们宣扬“个人主义”等，恶意引导他们走向“歧路”。
　　
　　与此同时，各大报刊也开始大量发表指名道姓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其中最令马寅初感到尴尬的是他最喜爱读的《光明日报》，它于1958年4月19日和4月26日，连续发表了《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和《再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其主要观点便是再次将学术问题政治化。到7月份为止，短短的三个月内，《光明日报》就发表了有关批判马寅初的文章27篇。
　　
　　5月4日，北京大学举行庆祝建校六十周年及“五四运动”的大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副部长的陈伯达来到北大，并发表“重要讲话”，其中虽然没有点马寅初的名，但是整个讲话中“马寅初”三字呼之欲出，北大的“批马”运动因之渐入“佳境”。
　　
　　7月1日，康生又来到北大作“重要报告”，其间他竟然无视作为校长坐在他身边的马寅初，阴阳怪气地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它的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呵？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呢？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因为康生的“重要讲话”，北大的“批马”运动进入了高潮。
　　
　　据《马寅初传》的作者彭华先生统计，1958年下半年，仅仅数月之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北京日报》《新建设》《经济研究》《学术月刊》《理论战线》《计划经济》等大报大刊，共发表各种“批马”文章60多篇，且批判的调门越来越高，罪名越来越大，帽子自然也越来越高、越大；而《北京大学校刊》和《北京大学学报》发表批判马寅初的文章竟然也有18篇之多；不仅如此，北京大学还于1959年5月公开召开了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大会。要知道，此时的马寅初名义上还是北京大学的校长——我们实在很难想象，作为校长的马寅初，看着自己管理的学校的校刊和学报，竟然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自己的文章，还要参加师生们组织的批判自己的大会，心中会是什么滋味！1959年12月29日，马寅初给时任教育部部长的杨秀峰打电话，要求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1960年1月3日，马寅初亲自来到教育部向杨秀峰部长再次提出辞职请求。1月4日，马寅初正式向教育部递交书面辞呈。3月18日，教育部报国务院同意，批准马寅初辞职。不久，马寅初的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也被罢免。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马寅初并不是一直被动地接受批判，相反，他一直在反思，在检讨，在坚守，在辩解，在抗争。
　　
　　1958年3月21日，马寅初在北大贴出两张大字报，对自己在1957年4月27日的演讲中的一些错误说法进行主动的检讨；
　　
　　1958年4月1日，针对樊弘教授和经济系学生的大字报，马寅初也贴出了《我对樊弘教授提出些意见》《我对经济系二年级谈话的内容》两张大字报。前者批评樊弘教授“太马虎”，“没有把被批评的文章好好地阅读一遍，就贸然地加以批判”；后者对经济系二年级学生提出的质疑和指责作了具体解释、说明和辩解。
　　
　　1958年5月，马寅初写了《再谈我的平衡论中的“团团转”理论》一文，发表于5月9日的《光明日报》，为自己辩解。只是《光明日报》在发表该文时加了“编者按语”，明为“征稿”，实为“招兵买马”，欲以组织集团力量来进一步对付单枪匹马的马寅初。然而马寅初毅然于1959年2月，主动将此文连同《光明日报》发表时所加的“编者按语”送到《北京大学学报》要求转载，并写了《两个请求转载的理由》，欲以此扩大影响再次反击。甚至在1959年5月北京大学公开举行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大会时，他不仅亲自出席批判会，而且当场作了公开答辩。
　　
　　1959年，是马寅初处于“岌岌乎殆哉”，甚至可以说已面临“灭顶之灾”一年，但他仍不屈服。年底，他写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并主动约见《新建设》杂志编辑，要求发表。1960年1月《新建设》杂志在康生的同意下，给该文加上了“编者按”予以发表。在这篇文章中，马寅初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有几位朋友，劝我退却，认一个错了事。要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甚至人身安危。他们的劝告出于真挚的友谊，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这里，我还要对另一位好友准备谢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1949年从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真心实意的劝告，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我希望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视同抗命，则幸甚……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这是马寅初在报刊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此后，他发表文章的权利被彻底剥夺，因此，此文实际上是他以书面的形式所作的一次最后的告别演讲。或许马寅初自己也早已预料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笔下文字才如此悲壮，如此掷地有声！
　　
　　今天，离马寅初写下这段话时已过去四十多年了。如今的经济学家，似乎一个个都不是忙着去做股评报告，就是热衷于做上市公司的顾问，他们说什么，不说什么，第一是要服从于他们所“顾问”公司的利益的需要，至于学术真理之类则被放在了第二位。为此，在百姓眼里，经济学家几乎已等同于大公司和财团生意上的“托”了。因此，当我们今天读着这样的文字时，感动的同时或许有人会觉得“硬”得有点过了头，有点“没必要”，甚至“硬”得有点假！因为他毕竟最终不但没有“战死”，而且也没有被打成右派，甚至“文化大革命”中也事实上受到了特殊的保护……
　　
　　这些都是事实！
　　
　　不过我倒是因此而想起了马寅初的另一次演讲。
　　
　　二
　　
　　那是1940年12月8日上午，地点是重庆大学商学院。
　　
　　那是一次很特别的演讲。特别之处有二：
　　
　　一是这次演讲的全程，包括来去的路上，主讲者马寅初都有一名国民党宪兵团长“陪同”，且演讲的会场中，除了宪兵，还有许多国民党便衣特务在“听讲”，
　　
　　二是这次演讲的内容，马寅初只是将前几天刚讲过的再重复讲一遍，但是台下的听讲者不但没有一个感到乏味，反而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有的人甚至还感动得流下了泪水。
　　
　　何以如此，这又得从此前不久马寅初的另一次与之内容相同的演讲说起。
　　
　　1940年11月10日，马寅初应黄炎培的邀请，为中华职业社在重庆实验剧院作题为《战时经济问题》的公开演讲。那是一次在中外演讲史上可与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相媲美的演讲。
　　
　　那一次，马寅初身穿蓝布长衫，头戴礼帽，一副书生模样登上讲台。但是一开头竟语惊四座：“如今国难当头，人民大众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浴血奋战；但是那些豪门权贵，却趁机大发国难财。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流血奋战，后方平和满贯。真是天良丧尽，丧尽天良！英国有句俗语话：一个人站起来像个人。而今天却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他们利用国难，把自己养得肥肥的。要抗战，就要这帮人拿出钱来！……”
　　
　　演讲的结尾，也与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异曲同工，马寅初说：“今天，我的儿女也来了，我的讲话，就算是对他们留下的一份遗嘱，为了抗战，多少武人死于前方，我们文人也不要姑息于后方，该说的话也要大胆说出来。蒋委员长要我去见他，他为什么不能来见我？我在南京教过他的书，难道学生就不能来见老师吗？他不敢来见我，就是因为他害怕我的主张……有人说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可以说是我国的‘民族英雄’，但是照我看，他只能是‘家族英难’，因为他包庇他亲戚家族，危害国家民族呵！……在后边的警察们，要逮捕我马寅初吧，那就请耐心一点，等我讲完后，再下手不迟！”
　　
　　马寅初一次次发表类似这样痛斥宋子文、孔祥熙等四大家族发国难财，危害抗战，并将矛头直指蒋介石的演讲，被人们誉为“山城狮子吼”，又怎能不激起蒋介石的痛恨！
　　
　　1940年12月6日，蒋介石亲自写下手谕，并派宪兵于当天逮捕马寅初。
　　
　　但是可能是鉴于马寅初所具有的巨大社会影响吧，蒋介石终究没有用公然逮捕的方式，而是让宪兵十二团团长带了十多名宪兵，闯进重庆大学，声称是“请”马寅初去“家中”“谈话”。
　　
　　马寅初的被捕，激起了重庆大学师生的愤怒，他们随即成立了“援马大会”，准备罢课游行，要求释放马寅初。
　　
　　蒋介石等得到消息，立即一面授意重庆大学校长出面对学校师生“训话”，“马先生态度已经改变了，没有什么危险了，希望同学们不要增加马先生的困难”，一面煞费苦心地安排马寅初回校“移交”工作，并与师生“话别”，意在让学生相信校长所说的“马先生态度已经改变了”。
　　
　　12月8日上午，在宪兵团长和便衣特务的“陪同”下，马寅初回到了重庆大学商学院，在师生们的强烈要求下，宪兵团长出于无奈只得同意马寅初与学生作告别演讲，于是便出现了上文所说的那一场特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