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表面看是一场轰轰烈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实际上是毛泽东运动群众，群众被运动，红卫兵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学生年青幼稚，最少保守思想，容易挑动，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正适合作为造反先锋。但是，让身心尚未完全成熟的青少年卷入成人的政治生活，这是罪过，这是别有用心的利用年青人，摧残年青人。利用完了，一脚跌到农村。这一代人，前期有的可说是害人者，但后来多数成为下放知青，下岗职工，又是受害最深的一代人。当红卫兵象流星般划过中国的政治天空之后，留下的，是对中国文化遗产前所未有的破坏和对几代中国人（也包括他们自己）从精神到肉体的摧残。挑起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红卫兵是在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的感染下诞生的。当聂元梓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引起轩然大波之后，其影响首先辐射到附近的大、中学校。毗邻北京大学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有一些政治上很敏感的学生，他们多是高干子弟，消息灵通，开始聚集在一起，探究聂元梓大字报的政治背景，探究中国政治生活的动向，提出“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口号，并于5月29日，秘密组织红卫兵。随后北京许多中学纷纷效仿，这群中学生高喊“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从此，“红卫兵”作为文化大革命主力军的统称登上历史舞台。
　　
　　红卫兵的出现，必然与在各校领导学生运动的工作组发生冲突。工作组的思维自然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形成的传统思维，对这种类似地下组织的学生活动，当然地认为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动。
　　
　　1966年6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了题目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大字报写道:“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红旗》1966年第11期。）
　　
　　这张大字报很快在中学红卫兵运动中传播开来，成为他们的思想旗帜，而且和大学中反对工作组的学生力量串连在一起，成为当时与工作组对立斗争的重要阵势。当然，工作组继续施加压力，继续“反干扰”，继续实行1957年反右斗争的政治手段。一些中学的红卫兵组织被相继定为反动组织，予以解散。
　　
　　7月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又张贴出了题目为《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在与工作组的对抗中，更广泛地在北京的中学乃至大学传播开来，成为在当时十分夺人耳目并引起大、中学生政治兴奋的新鲜事物。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无疑意识到了他们的旗帜性作用，他们于7月27日第三次贴出了题目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在这张大字报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们在大字报中宣称：“我们，毛主席最最忠实的红卫兵，无限忠于毛主席，一定最坚决、一定最勇敢、一定最忠实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造反的最高指示。”“既然已经把反造起来了，那么就一反到底。”
　　
　　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指责“工作组”和当时领导“工作组”的刘少奇、邓小平“压制学生”，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命令撤销各学校的“工作组”。然而事实上，当时如果没有“工作组”的引导，一般的学生和教工根本不会起来攻击学校的领导。毛泽东说工作组“压制学生”，实际上是要把文革由“工作组”引导的群众运动变为由他直接指挥的群众运动。
　　
　　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不允许大规模打人，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日北京大学一些人用暴力方式“斗争”一批所谓“牛鬼蛇神”以后，刘少奇下发文件，要求制止这种“乱斗现象”。在清华大学附中，“工作组”曾经召开大会“斗争”校长万邦儒，有一个学生提来一桶水（也有人说是贴大字报用的浆糊），要往万邦儒的头上倒，工作组成员制止了这个学生。当时已经开始打人，但是“工作组”一般来说不准其发展太过份。在毛泽东看来，“工作组”太“温良恭俭让”了，他要把“文革”烈火燃烧得更旺。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清华附中红卫兵将大字报的底稿（《一论》与《二论》）托江青转呈给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有力支持。8月1日，毛泽东亲笔回信，表示对他们的热烈支持。信中说:“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一个中学生的组织，为何值得毛泽东如此兴师动众？原来，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出师不利，遭到很多人的抵制，运动的阻力太大，并且主要来自中央和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干部，只得另寻途径，发动年轻幼稚又好斗的红卫兵。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没有送出，但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了，当红卫兵把毛泽东的回信通过文化大革命特有的广泛渠道散播出去之后，红卫兵运动立刻在北京乃至全国漫延开来。
　　
　　1966年8月18日，在毛泽东的亲自指示下，在中央文革的精心策划下，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实际上是庆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胜利闭幕。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四十名师生代表，和他们一一握手。穿着旧军衣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头头宋彬彬向毛泽东献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答：宋彬彬。毛又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她说是。毛说：“要武嘛”。宋彬彬从此改名为“宋要武”。
　　
　　宋彬彬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已于8月5日活活打死了她们的副校长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毛说的“要武嘛”三个字，又增加了多少无辜冤魂。8月18日会后，被打死的人的数字急剧增长，红卫兵暴力在规模上和程度上全面升级。１９６６年９月５日，“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一期“内部”的“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这份简报的正文至今仍然被作为“国家机密”保存，普通人和学者都不可能读到其中内容。据看到这份简报的高级干部说，这份简报写道，从８月下旬到九月初，北京已经有上千人被打死。这份“简报”把暴力杀戮和上千人被打死视为红卫兵的“累累战果”，鼓励和支持之意，溢于言表。根据文革当局所做的“内部”统计，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到９月５日，北京有１７７２人被红卫兵打死。[1]
　　
　　在这个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毛泽东别有深意地穿上了一身绿军装，这是建国后毛泽东首次穿军装，表明他作为解放军的最高统帅，握有军队的实权，正在亲自领导一场大革命。当毛泽东穿着绿军装、臂戴红袖章向百万群众挥手致意时，毛就成为红卫兵名符其实的“红司令”。红卫兵是毛泽东支持的“革命小将”，谁还敢对红卫兵的行动提出异议，说个不字。从这天起，红卫兵运动开始大规模地席卷全中国。
　　
　　“八·一八”大会又称为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这次大会的群众规模和热烈场面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这次大会把本已存在的个人崇拜发展到更加狂热的程度。
　　
　　“破四旧”
　　
　　“八·一八”之后，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声势浩大地开展所谓“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的“破四旧”活动，把“革命造反”迅速扩展到全社会。
　　
　　这些红卫兵中的大多数人，充满热情，认为自己所做的都是正当的“革命行动”。但他们政治上很幼稚，处于狂热状态，政策和法制观念十分淡薄，参加行动的人员又比较复杂，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他们中间迅速泛滥起来，做出许多荒唐的举动。
　　
　　红卫兵拿着剪刀走上街道，把一切他们认为的怪发型全部剪掉，把一切他们判定的奇装异服全部剪碎，把他们认定是资产阶级的高跟鞋全部没收，把各照相馆内一切奇装异服和资产阶级发型的照片全部赶出橱窗。
　　
　　街道两旁的横匾及招牌，受到清理。各种各样的老字号招牌被红卫兵运动的浪潮打得稀巴烂，“全聚德”、“东来顺”、“荣宝斋”、“亨得利”、“福贵楼”……这些带有封、资、修特征的牌匾荡然无存。
　　
　　红卫兵们威风凛凛地在北京的街道上横冲直撞，号令一切。各种各样的通令、通牒的传单、口号和大标语覆盖了大大小小的街道，随处可见。
　　
　　名称也要反帝反修化。“东交民巷”被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被改为“反修路”。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被改为“援越路”。“北京崇文织布厂”被改为“北京东方红兴无织布厂”。“东安市场”被改为“东风市场”。“同仁医院”被改为“工农兵医院”。“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则改为“红卫兵战校”。
　　
　　他们不仅将全市所有的街道、车站、商店、餐厅、宾馆改名换姓地进行革命，而且波及到家家户户。绝大多数家庭在这一浪潮的冲击下，都把家中的各种不革命的书籍、装饰及家具革除了。门窗墙壁贴的都是毛泽东像和毛主席语录。
　　
　　“破四旧”的潮水继续席卷各大书店和工艺美术商店，在那里进行大清查、大销毁。红卫兵乘胜追击，冲向寺庙、公园进行大扫荡。寺庙里的文物遭到摧毁，相当一些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永久性地散失，对全国文物造成的破坏难以估量。这决不是文化革命，这是革文化的命！
　　
　　总之，在红卫兵“破四旧”的红色革命风暴中，现存的一切文化差不多都在扫荡之列。在扫荡中，性质最为惨烈的是对人的进攻。地、富、反、坏、右分子、资本家还有文化大革命中被揪出来的“黑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成了红卫兵运动打击的对象。游街、批斗、挂牌子、戴高帽、剃阴阳头（把头发剃掉一半）、罚站、罚跪，用皮带抽，用棍棒打，注释了红卫兵运动最血腥的一面。更令人痛心的是很多处发生严重破坏法制、任意打人致死事件。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如老舍、傅雷因受到人格侮辱而自杀。不少人被强行遣送回乡。
　　
　　当红卫兵运动扩展到全国时，各地出现了甚至比北京更狂热、更残酷的情景。那些所谓的“黑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与地、富、反、坏、右、资本家无一例外地遭到红卫兵运动的无情批斗，手段之残忍，令人毛骨悚然。
　　
　　红卫兵运动扩展到广大农村，出现过更为残酷的情况。不少农村把本村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杀掉，就在北京郊区也出现了多个公社文革大屠杀。
　　
　　“大串连”
　　
　　“八·一八”大会后，出现了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八月下旬起，红卫兵运动已形成全国性大串连的浪潮。北京学生分赴各地，向全国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各地红卫兵也纷纷涌入北京“取经”。到八月二十八日，外地来京学生已达十四万人。三十一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参加大串连的学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伙食和住宿由当地政府安排，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这样，大串连更加如火如荼般开展起来。毛泽东在几乎每隔半个月就要接见一次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到这年十一月下旬止，他共八次接见北京和来京串连的红卫兵总共一千一百多万人次。这样的全国大串连，到年底才逐步停息下来。
　　
　　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从北京开始的对党政机关的猛烈冲击迅速扩大到全国。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纷纷被围攻，被“炮打”，被“横扫”。相当多的党政负责人因遭到红卫兵的攻击和责难，被迫没完没了地检讨，始终无法“过关”，有的被野蛮揪斗以至失去人身自由，实际上已无法正常工作。许多党政机关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社会秩序处于失控的无序状态。全国局势日趋混乱。
　　
　　这种状况不能不使相当多的一批高中级干部感到强烈的怀疑和不满。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中，信任并支持多年来做过许多好事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人仍占着大多数，被称为“保守派”。群众中的两派对立日益明显。红卫兵的过激行动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抵制。怎样把“文化大革命”继续有力地推进下去，便成为毛泽东这时思考的中心问题。他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在1966年国庆时《红旗》杂志社论中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它写道:“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社会)，《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对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社论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界说，但指明它的主要表现是“压制群众”。
　　
　　从10月9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的是要打通中央各部门和各地方负责干部的思想。陈伯达、林彪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林彪说:“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他又说:“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这种“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纯属骗人的鬼话，在专制社会，只有运动群众，根本不允许有群众运动，如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和2的6次方，才是地地道道的群众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