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20日至11月1日，张素我随父亲张治中访问台湾，此时，台湾光复不久，她在台湾的十日之行，最后一站见到了在幽禁中的张学良，目睹了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落寞和无助。这是张治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私访张学良。
　　
　　■赵四小姐将牙齿完全拔掉
　　
　　张学良2001年10月14日在美国檀香山逝世，享年10l岁。他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传奇人物。父亲觉得国民党实在是对不起张学良。他非常欣赏张学良，也非常心疼他，因为他是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的主谋者之一。他主要是要抗日，要逼着蒋介石抗日。其实蒋介石还是抗日的，不过张学良总是觉得，蒋介石应该全力以赴来抗日。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我感觉应该尊重历史。我觉得蒋介石还是抗日的。
　　
　　1936年的双十二事变影响巨大。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被交高等军法会审，判刑10年。后张学良又被特赦，被交军委“严加管束”，从此开始了他的幽禁岁月。
　　
　　1947年夏，张学良被拘在台湾新竹一处深山老林中。当时父亲是西北行辕主任，1947年10月20日至11月1日父亲带我们到台湾休假。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是父亲当年的学生，父亲向他提出要见张学良的要求。彭孟缉很害怕，不敢答应。父亲表示“一切由我负责”后，彭孟缉才勉强同意。
　　
　　1947年10月30日，天还未亮就到了新竹市，列车被留在站上，等到天亮我们才起床。新竹市长及黄国书先生等来接。汽车很快地一直开入市长官邸。市长为我们预备了丰富的早餐。我们这次到台湾来，到处受到招待，心里感到万分的不安，但台地情形独特，如不受招待的话，交通工具食宿都成问题，有什么办法呢？
　　
　　来新竹市，父亲是要看望张学良先生。
　　
　　我们吃完早餐即登车上山。这一路在山谷中蜿蜒而上，风景另具一格。刚走不远就有一个宪兵分驻所，走出几个宪兵来“盘问”。我们一共有3辆车，第一辆车已先过去，当然已经告诉他们车中是何人，但他们仍要“盘问”一番，可见尽忠职守。不久，车在一个大木桥下停下，司机说：“到了”，我们非常诧异，怎么这样快？因为动身时有人说从新竹到井上要走三个半小时，但我们看看表才走了两小时，谁相信？然而实在是无路可走了，上面仅有一条小路，再跨过一个长约150公尺的空中吊桥，便到高山族的住处。至此我们只有下车，走过大木桥，上一个小坡就见一个大木牌上书“井上温泉”四个大字。再上一个石级便是张学良先生的住处。张先生早已站在屋子里迎接我们这一大群客人。当父亲和他握手时，他满脸笑容，充分表现着他内心的愉快。
　　
　　这是一个美而幽静的所在，有山林之胜兼有清泉之雅，真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张先生的生活极有规律，每天多半的时间花在读书上，晚间则做笔记，因目力使用过度，现在目光较以前差得多了。他说除他自己和赵四小姐之外，全家皆在美国，他的儿子已经添了孩子，所以他已做了祖父。张先生一边说一边叫赵四小姐拿小孙女的照片给我们看，觉得很得意。从他谈话中，我们知道他的个性非常豪爽，但也很任性。
　　
　　赵四小姐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贤淑而温柔的女子，人也很直爽，可惜身体不大好，瘦得可怜。她穿一件藏青呢的旗袍，一双自己做的、和衣服一样料子的鞋子。她见今天有这么多的贵宾来，才穿这样讲究的服饰。像她那样爱漂亮的人，这十年来居然能过这样俭朴的日子，也真难得。她告诉我们，她“年轻”的时候因爱漂亮而拔去几个牙齿以致口腔发炎，弄得没有办法，竟将牙齿完全拔掉镶上假牙。那次所受的痛苦真不小，同时也影响健康匪浅。
　　
　　她还拿出自己儿子的照片给大家看。赵四小姐还在10年前自己赴贵州之前，就考虑到儿子的教育问题，于是就把儿子送到美国一位张先生的朋友那里上学。我见到她的时候，这个孩子已经在美国上大学了。
　　
　　那次我和大弟一真、弟媳钱妩随父母一道去见张学良将军的。但父亲和张先生畅谈时我不在场。我们同去的人，各玩各的，打网球、沐浴、爬山或聊天：我和一真夫妇、四叔打了好一会乒乓球。
　　
　　吃过午饭，父亲与张学良接着再谈。赵四小姐带着我和妈妈、弟媳钱妩上山去散步。赵四小姐身体很弱，我们沿着小路上山，走到空中吊桥，在桥头一看，跨在两山之间很长。我初在桥上向下看也有些胆寒，但弟媳妇妩妹和我毫不在乎地放大步子走过去，以后我们又来回走了两次。母亲看我们走，她也跟着走过去。赵四小姐有心脏病，简直不敢动一步，慢慢地叫一个人扶着，走了一节就头昏眼花，心跳不止，只得缩回去。休息了一会，看见我母亲很平安地走了过去，于是她还是鼓足勇气让人扶着勉强走到桥头。这让她很是欣慰，她说在井上温泉已经一年多了，从未去看吊桥，今天非常兴奋，竟然能走过去。
　　
　　所以，我父亲跟张先生在里面谈什么话，我都不知道，但是我给他们照了两张相，就是那张现在流传很广的张学良与张治中的合影以及父亲母亲与张学良、赵四小姐的众人大合影。
　　
　　■张学良眼泪几乎夺眶而出
　　
　　在井上温泉感觉没一会功夫就到了下午4点钟，估计张先生也有同感，这是下山的时候了，我们还要赶6点钟由新竹开的火车回台北。于是父亲一行起身告辞，与张先生及赵四小姐握手。我至今印象深刻的场景是：当张先生拉着父亲的手时，他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
　　
　　在车上，我们对双十二事变的事情开了个小小的辩论会，还没得出结论，已经到了新竹。市长早已预备好了晚餐。餐毕上火车时，离开车时间只有3分钟了。
　　
　　10月31日，我们在台北休息了一个上午，整理行装。下午父亲到台湾大学去演讲，我和母亲则上街买买东西，一真夫妇去看他们的朋友。到台湾后只有这一个下午是由自己支配的。晚间魏主席及夫人约吃便饭，我们借机告别，并谢谢他们诚挚的招待。
　　
　　11月1日是我们在台湾的最后一天。一早大家就起床了，行李理好后，都急着不知道飞机什么时候才有消息，一直到10时半才知飞机已自上海起飞。我们于午后1时赶到机场，很多朋友已在那里等着送行。飞机起飞前魏主席及魏夫人也赶到了。
　　
　　我后来从父母《三访张学良》的文章中获悉：张学良将军又托父亲向蒋介石、宋美龄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希望恢复他的人身自由，不一定要做事，蒋先生住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二是不想与护卫（监视）他的刘副官（少将刘乙光）一家同住，希望刘副官一家搬出去，以保持一定的自由和距离。
　　
　　回到南京后，父亲去总统官邸向蒋介石报告他在台湾看望张学良的情况，并转达了张学良的两点请求，“希望总统予以体恤”。蒋介石听了，只是“啊，啊“地不接话。对张学良的请求不置一词，即谈起别的事情了。父亲又去找宋美龄。宋美龄觉得愧对张学良，并说：“我们对不起张汉卿！”她认为两点要求中，第一点不容易做到，第二点可以帮忙解决。后来，宋美龄就跟蒋介石再三商量，他说我们在那里要给他住得舒服一些，官升少将的刘乙光不久被调走。但是蒋介石对我父亲去看望张学良很不满意。他下手谕要求以后任何人未经他批准，不准去见张学良。
　　
　　父亲是在张学良1928年“易帜”后才和他相识，并彼此成为知心朋友的。父亲钦佩张学良的胆量和义气，也很同情他的遭遇。双十二事变发生后，当时南京国民党首要对事件主张用军事解决的占多数，父亲是主张政治解决的少数人之一。父亲当时任中央军校教育长，并秘密兼任京沪分区负责长官，正在筹划加强建设上海抗战防御之事。张学良“扣蒋”后，父亲在京沪的36、38两师被调到西北“讨逆”，只剩下87师，父亲一定担心日军借守备空虚而入，但是日军这时候也是选择了观望。何应钦在事变之后即约父亲商议“讨逆”，让父亲与刘峙、顾祝同分别统领三路大军进攻西安，父亲当时拒绝任命，认为军事行动不能“救蒋”。
　　
　　■三访张学良
　　
　　自1936年张学良将军被拘禁，到1947年间，父亲私下一共去探视了3次。除了台湾这次外，第一次是张学良1936年底护送蒋介石到南京，住(软禁)在南京鸡鸣寺宋子文公馆时。第二次是1938年，抗战已爆发，父亲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学良被拘禁在湘西沅陵一个寺庙里。父亲看他时，张学良托父亲代转一封信给蒋介石要求恢复自由。
　　
　　第一次访问是在1936年12月28日，也就是双十二事变后他送蒋介石到南京。父亲得知张学良被幽禁在鸡鸣山宋子文公馆，便前往宋公馆探望。张学良向父亲表示想“早点回西安”，并希望父亲向蒋介石转达。当时的形势下，父亲没有到蒋面前提及此事。父亲后来曾说：“我们对不起汉卿!当时除在蒋介石面前作落井下石的人外，同汉卿平日私交最好的也不敢为他说话。当然，说也无用。我每想起那次的会见，心中就深感内疚。因为我当时从有关方面已知蒋介石不会放汉卿回西安去，不过在那种情况下，我又不能对他明言。”
　　
　　父亲于1937年底由淞沪前线转任湖南省主席。1938年9月间，他由长沙赴湘西视察，得知张学良被幽禁在凤凰山，便专程到沅陵拜访。
　　
　　张学良被幽禁在远离城区的凤凰山顶的一座寺庙里。那里十分僻静，房舍和设备也都十分简陋。张学良住在那里，只有小范围的活动自由，打打篮球，划划小船，看看旧书，生活极为单调。按照蒋介石的授意与命令，凤凰山被划为禁区，国民党的一些军政要人，未获得蒋介石的亲自批准，是不允许探望的。为监护张学良，蒋介石颇费苦心，军统派有特务队，共有四十多人驻扎在凤凰山上，以及宪兵第八团三营七连约160人。但是，父亲没有顾忌蒋介石，一是他有湖南省政府主席的身份，二是与蒋介石良好的私人关系，决定不请示去看望张学良。
　　
　　听说，父亲是第一个看望张学良的军政要员。这天，张学良找出多年未穿的西装穿上，系上领带，早早地站在凤凰寺外等待张治中的来临。父亲登山，只带了卫兵以及湘西行署主任陈渠珍给他派的两名随从副官，大批的随从人员则在沅陵行署等候。
　　
　　父亲去，特务队队长刘乙光和宪兵连连长童鹤早早站在山门前迎接，把父亲送到张学良处，刘乙光和童鹤站在门外守候，不准任何人接近。此时，张学良已经是等候多时了，他感叹道：“总算把你盼来了”。据说，见此情景，赵四小姐眼里已经含着泪花。
　　
　　张学良尽管与外界少有接触，但他始终关心着抗战局势。他向父亲表达了自己想参加抗战的急切心情，对国家正在危难，自己却无法出力很遗憾，并请父亲务必向蒋介石转达。父亲建议他写封信自己代为转交。回到长沙后，父亲派人将信送给蒋介石，结果大家很清楚。
　　
　　这次父亲与张学良在台湾相见，他们两人一别十年。他说，张学良的脸上皱纹比以前更多了，内心也蒙上了惨苦的伤痕。离别的时候，父亲看他难过，只得勉强安慰他：“我相信国内总是要和平的，只要有和平的一天，也就是你恢复自由的一天，将来国家还是需要你的！”
　　
　　晚年的时候，父亲说，现在看起来，这话对他实在太残忍了！早知道这样，我不应该说这种话！
　　
　　在交谈中，张学良说看了不少历史书，有时候还做些旧体诗。此次探望，张学良赋诗一首赠给父亲。诗曰：
　　
　　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佳宾。
　　
　　不堪酒贱酬知己，惟有清茗对此心。
　　
　　在我的卧室里，墙上挂有一幅字，就是张学良的秘书王益知用篆书写的这首诗。（文中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延伸阅读：
　　
　　张治中与张学良的交往
　　
　　张学良1928年“东北易帜”后，张治中与张学良相识。张治中年长张学良11岁，从目前披露的材料看，张学良虽然官职比张治中高，但对张治中非常看重，公子出身继而掌权的张学良比起底层奋斗崛起的张治中，韬略和阅历都相距甚远。
　　
　　“西安事变”，张学良“扣蒋”。此时，张治中正在淞沪地区秘密组织抗日，制定备战计划，并在苏州设有秘密机构。“西安事变”令张治中大惊，防备京沪的守军被调往西北“讨逆”，张治中担心日本人乘虚而入。张治中对张学良的贸然行事有所不满，但也拒绝出任“讨逆”军事长官。在张学良被软禁后，张治中又十分同情张学良遭遇。在1936年至1947年的10年中，张治中曾三次访晤张学良并与之长谈。这对落寞中的张学良是莫大的安慰。当时，军政官员对张学良恐怕是避之不及，或落井下石。
　　
　　第一次访问是在1936年12月28日。地点在南京鸡鸣山宋子文公馆。第二次访问是在1938年9月间，地点在湖南沅陵。第三次访问是在1947年10月30日，地点在台湾新竹县井上温泉。
　　
　　自此，张治中与在台湾的张学良再无相见。1969年4月6日，张治中在北京逝世。

   《看历史》 口述│张素我  整理│周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