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梁启超仍然在海外。但他始终都是“被团结”的对象，袁世凯组织内阁时，任命梁启超为司法副大臣，梁启超没有接受。袁世凯一再地写信给他，希望他回国帮忙。或许是这些信件起了作用，或许是国内形势风起云涌的变化，让梁启超终于相信“只要袁世凯和他真心联合，天下事情就可以大有作为。”于是，他搁置了与袁世凯以往的恩怨，决心与袁世凯合作，并为袁世凯出谋划策。

　　梁启超一向是重视并且善于引导舆论的人物，他向袁世凯作出了这样的建议：“您想在表面上是舆论的仆人，而暗地里是舆论的主人，用什么办法呢？那就是访问集合国内有政治常识，又喜欢进行政治活动的人，有礼貌地把他们征集过来，成为自己一党的人。”

　　梁启超所言不虚，这都是他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实际上，就在他说这些话之前，1911年的春天，梁启超带着朋友和女儿从日本去了台湾，在那个被日本殖民的地方，召见了一些可能认同自己理念的“遗民”，并做了有效的舆论引导。

　　前行：备受阻挠

　　1911年2月23日，梁启超抵达台湾。此行的目的，一是要考察，二是要“筹款”。本年以来，梁启超与同仁便有在北京、上海创办两大日报的计划。

　　梁启超到台湾去的愿望由来已久，自从1898年戊戌革命失败之后，他便逃亡到了日本。居住日本的那些年，他看到，日本的报刊杂志再三夸耀自己治理台湾的成绩，令他心中愀然：“同是日月，同是山川，而人之所得，乃如是也。”但奇怪的是，他结交的一些台湾遗老们给出的答案却截然不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怎么能去分辨？

　　1905年之后，他屡次想要申请赴台，却屡遭日本人的拒绝，一拖便是5年，如今终于成行。2月28日，他们乘坐的船只抵达鸡笼山，警察居然数次过来盘问。总督府的日本警察前来与梁启超握手，热心地为他择选旅社，实际上是监视梁启超。

　　所幸的是，来台湾之前，梁启超到东京领取了一封介绍信，否则很有可能被遣返，这令梁启超深感窘迫愤忧。

　　尽管如此，梁启超还是得到了台湾遗老们的欢迎。船只抵达鸡笼山时，来迎船的人有十几位。下船改乘汽车进入台北，路两旁又站了几十位前来迎接的人。梁启超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在日本居住了10年之久，居然完全不知道台湾会禁止我华人同胞入境，我真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再看看这些留在台湾的遗民，他们对故国眷念之深，此番对比，更让人心生愤懑。

　　旅途：莫不失望

　　台湾的遗老们热烈地表达了他们对梁启超的敬爱。3月3日，一百多个人在台北荟芳楼为他们召开了欢迎会，虽然现场特务林立，梁启超还是做了一个小时的演讲，并即席赋诗曰：“破碎山河谁料得，艰难兄弟自相亲”。

　　他在来台之前，列举了十条亟待考察的问题，譬如：“台湾隶属我国200年，每年收入不过60多万(指白银)，后来渐渐加至200多万，日本人得到它仅仅10多年时间，年收入居然超过3800万，今年还可能增至4200多万。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如果内地能够学习到经验，贫穷还有什么好担忧的呢？”

　　还比如，他听说台湾的农业水平，“冠绝全球”，而且他们的农事习惯与我们又是一致的，如果要寻求他山之石，还有比台湾更合适的吗？

　　抱着如此殷切的期待而去，梁启超在台湾耳闻目睹的事情，却莫不让他失望。他看到殖民政府为了拓宽市区道路而肆意拆毁民房，致使许多人无家可归，风餐露宿。当年台湾首任巡抚刘壮肃在台湾修筑的台北故城已经被毁，只留下四个城门，夹杂在西式洋楼和日式木屋之间，令他心中十分苦闷。而往日的巡抚衙门，如今成了日本人统领的总督府，而总督在台湾就好像帝王一样，独断专行。

　　另外，梁启超还看到民众使用的一切日用品，无不是来自日本，这是由于日本在台湾大搞经济垄断，所有来自内地的货物因高额关税被排斥在外，因此，台湾物价之贵世所罕见。

　　梁启超此行最大的感触是，台湾人在生计上所遭受的压迫，且永无摆脱之日。农历三月十三，梁启超踏上归途，“归舟所满载者哀愤也。舟中西望故国，直不寒而栗耳。”

　　离去：精神火种

　　梁启超本是一个流亡者，在台湾却被看作故国的象征。台湾遗老们与他接触，就好像与祖国接触一样，大家“感觉无上的荣光”。

　　遗老们压抑在胸中的悲愤，也随着梁启超的到来，找到了宣泄的机会，更为林献堂这些有志之士增加了精神的动力。林献堂，被称作是台湾“迷惘时代的掌灯人”，日本殖民台湾期间，他是倡导台湾民族运动的领头人，他一生不说日语、不穿木屐，坚持汉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

　　1907年，身为台湾大地主之后代的林献堂首次去日本旅行，在奈良巧遇梁启超。两人谈起台湾人所受之不平等待遇，梁启超认为：中国在三十年内无力帮助台胞争取自由，台胞不可轻举妄动作无谓的牺牲。

　　梁启超劝告林献堂等人“不可‘以文人终身’，须要努力研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思想等学问。”他为他们开列日本书籍三十多种，以后又陆续开列了一百七十多本东西方名著。梁启超认为，台湾应该仿效爱尔兰对付英国的手段，与日本中央政府的政要建立密切的关系，通过他们来牵制台湾总督府的统治，使得总督府不至于过分压制台湾人。他的这番谈话，深深影响了林献堂，后来他从事民族运动时，也是采取温和路线的原则。可是，4年之后，梁启超来到台湾，看到的情景是：在日本的高压政策之下，老百姓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而狡猾的人为求自保，为虎作伥，整体环境令人悲观绝望。

　　当时的台湾，除了老一辈的人以外，一般青年因受日本式教育，对于中国古文已不容易接受。学校里面，“除教授日语外，殆无内容可言”。而“一般父老除抱残守缺，诵读四书五经外，几乎不知道世间还有思想学问可供探讨”。梁启超的到来，大大刺激了台湾的年轻知识分子，什么‘主义、思想、目的、计划’等向来所未有的新名词在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中，大为流行”。

　　梁启超此行为办报筹款而来，却分文未筹得。可后来，留日台湾学生所创办的杂志如《台湾青年》、《台湾》等，大部分文章都是用梁启超式的新文体进行写作。

　　辛亥年梁启超台湾之行，在一定程度上为台湾的抵抗运动开启了一扇方法之门。而梁离台半年之后，国内的革命就推倒了三百年清王朝。

　　(本文撰写时参考丁文江等编《梁启超年谱长编》、朱宗震著《1912中国宪政实验的台前幕后》等资料)

　　梁启超轶事

　　有公敌而无私见

　　梁启超以政治为业，为人率真诚恳，有公敌而无私见。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

　　-回眸与追忆

　　梁启超的惟一一次文学尝试

　　●许知远( )

　　出版于1902年的《新中国未来记》，是现代中国第一部政治幻想小说，也是梁启超一生中惟一的文学尝试。

　　这本如今很少被阅读的作品，富有预见性地奠定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主要基调:在一个富有竞争性的民族国家时代里，中国如何建国、赢得独立与尊重。按照文学评论家李欧梵的观点，它很可能是中国惟一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建国小说，它提供了一个国家生长所需要的神话，而这神话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国家的强大压倒了任何其他目标。

　　-梁启超辛亥言论

　　九月十六(阳历11月6日)，梁启超由日本乘天草丸返国，返国前三日致徐君勉书：

　　此次政治革命之成功，颇出意外也。惟拨乱反正之大业，终未能责诸旦夕，非躬赴前敌，难奏全功。幸资政院已握一国实权，而议员大半皆同志，仆此行必当有所借手也。和袁，慰革，逼满，服汉，大方针不外此八字，望以告各同志。

　　九月二十六(阳历11月16日)，袁世凯组阁，以梁启超为法律副大臣，梁致书袁世凯请辞：

　　袁宫保鉴：阅东报，见新内阁员以超滥竽，且疑且骇，超庸愚，何足赞鸿猷，备员伴食，于国于公，两无所裨，谨坚辞。深负雅意，无任惭悚。顾窃欲进一言者，祸变至此，今后戡乱图治，必须视全国民多数意向，虽有非常之才，苟拂舆情，终无善果。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刘晋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