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急切寻找新出路，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决定北上。他们先步行，后乘火车，赶赴北京。

　　初到北京，毛泽东暂居杨昌济家，与看门人同住一屋。他品尝着渺小的滋味，没有工作，身无分文。

　　经杨昌济向李大钊推荐，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任职管理员，月薪8块大洋，他很开心。

　　他与蔡和森、罗章龙等7个湖南青年又在别处租屋子。八人挤住在三间民房小屋，人多炕窄，挤得透不过气。毛泽东曾回忆说，“每当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工作非常简单，他用一双白皙的手清理书架，打扫房间，登记阅览者的姓名。

　　通过签名簿，毛泽东认识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但他对斯诺回忆时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

　　惟李大钊生性醇懿，经他指引，毛泽东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旁听了一些他感兴趣的讲座。

　　他习惯缄口不言。一次，他壮着胆子向大他两岁的胡适提问，当胡适得知毛泽东没有注册北大时，他洒脱地表示拒绝回答。

　　最终，毛泽东没有随蔡和森远渡法国勤工俭学。研究者罗斯·特里尔认为，可能是经济原因和对杨昌济女儿杨开慧的牵挂所致。

　　毛泽东转道上海，拜见陈独秀，之后回湖南。时值“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在长沙组建了“湖南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罢课声援北京。

　　他创办了《湘江评论》。在创刊号上，他欢呼：“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

　　创刊号一天内销售一空。

　　毛泽东在《创刊宣言》中提出：“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

　　他首次公开称赞十月革命。但《湘江评论》只出到第五期，湖南督军张敬尧便派兵将其查封，湖南学生联合会也被取缔。

　　年底，张敬尧用刺刀和枪托驱赶焚烧日货的人群，毛泽东著文呼吁推翻张敬尧，13000人在这份宣言上签字，长沙学生罢课，工人罢工，驱张运动拉开序幕。

　　毛泽东担任赴京百人请愿团团长，向北洋政府提出驱张要求；他在湘乡会馆举行千人反张集会。他举起标语：“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1920年5月，吴佩孚、冯玉祥出兵，张敬尧逃出长沙。

　　“工运”夺先声

　　毛泽东事后回忆，他能成为马列主义者，和两个人密不可分，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李大钊。同时还读了三本书，让他铭记一生，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他说，此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1920年11月，毛泽东受陈独秀委托，与何叔衡、彭璜等6人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小组采纳“事须秘密”，“潜在运动”的建议，常以群众团体和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名义，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

　　次年7月，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他担任记录。会上，他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

　　一大后，毛泽东回湖南，发展工运。他安排李立三、刘少奇在安源组织罢工，自己去其他地方播撒革命种子。

　　毛泽东组织各种各样的工会，暗中发展党组织。他穿着粗布衣衫装扮成工人，吹着口哨指挥工人喊口号；他领着一批人冲进有钱的工头家，让工人看看两者在饭食上的差距；他发动了多达十几次的罢工。

　　两年后，湖南有了20多个工会组织、5万多名会员。1922年时，湖南的中共党员猛增至100多人。每一个工会成立，他都设法把党员安插进去任总干事。

　　湖南的劳工运动发展到中国的最前列。毛泽东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

　　1923年中共三大，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

　　“农运”酬壮志

　　1923年，毛泽东开始从政治上考虑农民问题。他在中共三大上敦促，把农民作为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

　　这一切中时弊的观点，将在日后对中国革命产生巨大影响，但在当时，未被注意。中共中央的注意力在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国共间合作；工作重心则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