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冰莹与林语堂、孙伏园

　　谢冰莹终生感激林语堂和孙伏园。若不是他们的栽培，她的《从军日记》和《女兵自传》就不会译成那么多种外国文字，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她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她永远铭记他们的扶持之情，培植之恩。

　　当谢冰莹得悉林语堂从美国回到台湾定居的消息，连忙打电话过去，说要去看他们。谢冰莹受到林语堂全家的热情欢迎，林语堂在百忙中和她谈了一个钟头，回来后她写了篇《林语堂先生谈语文问题》的访问记。之后，谢冰莹常常去他家看望他们。

　　1927年，谢冰莹随中央独立师叶挺副师长率领的讨伐杨森、夏斗寅的革命军西征。她在行军作战的间隙，坚持写日记，因担心遗失，便把它寄给在武汉《中央日报》编副刊的孙伏园，请他代为保管。孙伏园则以一个编辑的眼光，发现了这些日记的价值，于是就把他们以《从军日记》为名一篇一篇地在《中央日报》副刊里发表了。林语堂把其中一篇译为英文，登在《中央日报》英文版上，后更全部译为英文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谢冰莹解甲回乡后，登上东下的轮船，去上海投奔正在主编《当代》月刊的孙伏园，这年秋，《从军日记》由上海春潮书局出版。初冬，谢冰莹考入上海艺术大学中文系二年级，艺大因其进步性质，第二年春即遭封闭。

　　谢冰莹几乎没有生活来源，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曾有三天三夜米不沾牙而只以自来水充饥的记录。生活困苦之极，连御寒的棉袄都是同乡好友王克勤(即电影明星王莹)赠送的，白天当衣穿，晚上当被盖。谢冰莹说:“这时唯一的安慰，是去林语堂先生和孙伏园先生两家打牙祭。”

　　林语堂更加关心谢冰莹的写作，在他的努力下，1928年，谢冰莹同意将她原本认为“不成文学”的日记出版单行本。林语堂亲自整理，并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从军日记》由上海市春潮书局出版，林语堂译成英文，此书出版，风靡一时。

　　谢冰莹于1936年完成了自传体小说《一个女兵的自传》。3月，由上海市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很快就引起了轰动，成为畅销书。1940年，林语堂的长女和次女如斯和太乙译成英文，林语堂校正后又写了序，把它交给好友赛珍珠夫妇的戴约翰出版公司出版。这部书相继被译成日文、法文、朝鲜文等10多种文字。

　　林语堂逝世一周年后，谢冰莹在纪念文章中满含深情地说:“林、孙两位先生是最早栽培我，使我走上文学之路，没有他们的提携与鼓励，我绝对不会有今天，饮水思源，我没齿难忘他们的恩情。”

　　谢冰莹与丰子恺、严怪愚

　　谢冰莹与丰子恺的第一次结交源于一幅《从军日记》的封面画。1928年秋天，谢冰莹冒昧地写了封信给丰子恺，请他为《从军日记》画一个封面，丰子恺回信一口答应。谢冰莹把这消息告诉春潮书店的夏康农和方抚华两位，他们也高兴得了不得。

　　两天之后，谢冰莹收到封面了，画的是一群孩子们，手里拿着枪，中间有一个比较高大的骑在马上，很像一个指挥官，帅气十足，而那匹马活像一条狗。夏、方和谢冰莹看了，都笑得合不拢嘴来。“开玩笑，这哪里是子恺先生画的呀？”方抚华说，“不是，是丰子恺先生的爱女软软画的，她才6岁呢，你看丰先生的信。”谢冰莹连忙将信给他们看，原来书名和画，连子恺的签名，全都是软软的杰作。“你喜不喜欢这封面？”夏康农问谢冰莹。“当然喜欢，只要有子恺两字在上面，不论画什么都是好的；何况我最爱小孩儿，幼年时，我真的当过‘司令’，这封面太有趣了，明天我要去江湾，亲自向子恺先生道谢！”谢冰莹回答他。

　　第二天谢冰莹果真登门拜访，丰子恺给谢冰莹的第一印象丝毫没有大画家的架子，真有些一见如故。谢冰莹谈北伐时的生活，也没考虑丰子恺是否有时间听，反正两人一谈就近两小时。

　　说起来谢冰莹与丰子恺缘分不浅。丰子恺在上海、汉口、成都、台湾，每次举行画展的时候，谢冰莹都会在场，并得以大饱眼福。1949年春天，丰子恺应邀去台湾展画，谢冰莹与丰子恺又意外重逢。

　　1930年至1943年，谢冰莹在西安主编《黄河》月刊，常请丰子恺赐画稿，每次丰子恺都是如期寄来。

　　1945年，谢冰莹在成都时，正好丰子恺暂住成都，他们见面的机会就较多，有时谢冰莹全家请丰子恺去少城公园喝茶，有时做几样素菜，请丰到家里喝两杯。

　　“什么时候丰先生有空，请画一幅比较大的送给我们，挂在客厅，使蓬荜生辉。”末了，谢冰莹又加了一句，“还要一幅字。”

　　第三天，字、画都由子恺先生亲自送来了。

　　谢冰莹先打开画:一张四方形的小桌子，坐了三个人，另一面画了一枝梅花，画题是:“小桌呼朋三面坐，留将一面与梅花。”

　　“太好了！太好了！画中的三人，就是画的我们三个，梅花是我们的国花，也是我最爱的一种花，太感谢您了！”

　　接着再打开字看，是录杜甫的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诗:

　　剑外忽闻收蓟北，

　　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