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读懂一个人，必须走进他的内心，读懂他人生的每一页。完全读懂一个人，很难。读陈寅恪不是一般的难。因为难，一本500页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读了一个半月，才读了一半，看看还书的日子就要到了，这几天开足马力，总算把另一半给读完了。但这样赶着读的效果，却是差强人意的。

陈寅恪一生，从其经历的表面看，其实并无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无显赫的地位。终其一生基本上都是在大学里教书作研究，或着书立说。然则生逢乱世，中年失明，晚年膑足以及种种政治运动的冲击，所带给陈寅恪的不幸及其对陈寅恪事业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他原本是可以作出更大的成就，树立更大的丰碑。但即便如此，陈寅恪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从三十年代初到六十年末，国内外研究中国历史及与之相关的人，都无法忽视陈寅恪的存在，至今无人能超越这座颠峰。仅仅从一本书里，便想了解陈寅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读懂陈寅恪，有两个问题绕不开，一是他的家世，二是他的学问。家世不必多说，只说一点即可。他的祖父是清代名臣湖南巡抚陈宝箴，因支持戊戌变法而被革职。其父陈三立，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陈寅恪的长兄陈衡恪（师曾），则是近现代着名画家、艺术教育家。这是一个真正的书香之家。其夫人唐筼乃清朝台湾巡抚唐景崧之孙女，也是一个书香之家，而唐筼对于陈寅恪研究的帮助，也是别人难以替代的。由此我们可以从家族渊源上理解陈寅恪的成就的源头。

陈寅恪的学问，可以说是一座高山，让人仰视而难以企及，这是全面理解、了解陈寅恪的难点所在。举一例，《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大量引用陈寅恪的诗文。陈文多用传统的文言，而陈诗多用典，这是难以解读的主要原因。陈学贯中西，通晓古今，于历史典籍常熟记于心，因此写诗用典信手拈来。于他而言，是信手拈来，于读者而言，可能就难于知晓其典所出何处，除非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否则难解。他还善用今典，今典往往是私下相传的一些事件，外人不了解，则更难理解。没有谁能掌握那么多的信息在脑海里。很多陈寅恪的思想、心境，便是借用这些诗文来表达，作者并未作更多的解释与说明，更增加了理解上的难度。可称为陈寅恪知音的吴宓也曾有“非读其自注或与密谈，焉能知其含义”之叹，可见其诗文的难解。

说到诗词，非常奇怪，个人以为唐宋以前的诗词更象是大白话，相对好读，好理解，比如白居易的，当时便有“童子解吟长恨曲，胡人能唱琵琶篇”的说法，便是一个很好的注脚。即便是李白、杜甫，也一样。但诗词发展到明清之后，反而复杂了，难以理解，往往非常涩拗难解。不知是过于追求技巧使然，还是文字狱使人们不敢写的太直白使然。陈诗相当难解。

对于陈寅恪49年之后为何不愿离开大陆，很是让人奇怪，感觉他并非是出于对共产党的信任而留下，这一点从他在要求毛刘二人给一纸保证，否则不愿北上就任中央为其安排的历史研究所所长一职中可以约略感觉到。当然，他自己曾说：“何必去父母之邦”。但事情可能并非一句话这么简单，肯定还另有原因，只是书中并未祥细说明。如果他听从了蒋的安排，去了台湾，或者香港，可能他的后半生命运完全改观，也可能会给后人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在国民党撤离大陆前后的那一段时间里，他是有条件离开的，只要他想走，蒋甚至随时可以给他指派专机的。但历史没法假说，陈寅恪没有离工大陆。当然如果那样，则又没有了最后二十年的种种令人尊敬的精神与思想的体现。

对陈寅恪而言，最后二十年，最大的痛若不是肉体，而是精神。陈寅恪去了广州是明智的，没有应邀北上就任中古史研究所的所长，也是理智的。倘若北上，可能结局远不止是精神上的，也将包括肉体上的，或将更加悲惨。当然，他自己的考虑，可能更多的是为的保持自己一生秉持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陈寅恪是不幸的，但也是有幸的，有幸的是，当时主政广东的是陶铸。在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他至少受到了陶铸及校长陈序经的保护、关心与优待。从生活上来看，他比之一般的知识分子享受了更多的优待是事实。其受到直接的冲击，是在文革开始后的第二年，陶铸奉调进京出任副总理，成为当时中国的第四号人物后不久被打到。之前的十八年间，虽屡屡到了冲击的边缘，都有惊无险地过去了。有些冲击，因为那时他很少与外界接触，可能自己本身并不知晓，便成为过去，这当然是幸运的。

陶铸是惜才的，而惜才的陶铸也是大气的、大胆的，对知识分子是尊重的，并且是发自内的真心的尊重，为此而在方方面面对知识分子给予了关心照顾。以陈寅恪为例，典型的有三件事：为方便陈寅恪散步而专门铺设的一条白色水泥路，为陈寅恪能欣赏戏曲送上较好的两用机，为护理陈寅恪派出“三个半护士。”其中反响最大的当属“三个半护士”的照顾。在同时代，受到如此优待的，全国找不到第二例。纵观近七十年的新中国史，象陶铸这样优待知识分子的现象，恐怕也很难找出第二例。从这个意义上说，陶铸被打倒，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损失。成为中国四号人物的陶铸，本可以为全国的知识分子再做出一些保护与优待工作的。

晚年的陈寅恪虽然过着几近与世隔绝的生活，专注于学术研究，但对于形势的洞察力却是惊人的。63年蒋介石叫嚷着反攻大陆，大陆也大搞备战备荒运动，一时家喻户晓，似乎两岸形势一触即发。陈寅恪却自有见解，以为国民党的兵力不可能反攻大陆，怀疑是政府为转移人民对于困难时期的注意力而号召备战。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关于国民党叫嚷反攻大陆，大陆官方反应的这种解释。作为后人回头来看这段历史，可以理解这样的说法。但在当时，能够大胆做出这样的看法，想必没有第二人。我的理解，他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去看待现实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