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接收了一个很大的摊子，其中包括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军队九十万人，国 民党政府的公务人员和其他教职员约四十万人，国营企业的员工十万人，加上人民解放 军七十万人，共二百一十万人……这些人必须养。” ①

这是1950年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讲话节录，也是当时重庆乃至 整个西南地区的实际情况。最终，他成功改变了解放初期重庆和整个西南的混乱局面，恢 复和发展了经济，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60多年后的今天，正在享受着改革开放成果的人们不应忘记，当初邓小平是如何智 慧地一边解决吃饭问题，一边兼顾长远利益和经济发展的。而这样的破题，是28年后那些 充满政治智慧和经济眼光的伟大决策的基础之一。

编者按：

为什么是1950？

1949年11月至1952年7月，邓小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坐镇重庆，主政西南。期间，他和他的战友们运筹帷幄、殚精竭虑，迅速改变了解放初期重庆和整个西南的混乱局面，恢复和发展了经济，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这一时期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在邓小平伟大的革命生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党史研究界有观点认为，邓小平的经济思想最早在这一时期产生，它为后来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继续发展直到改革开放后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重庆青年报选取这期间的第一个自然年，也是最艰难的一年放大，试图还原邓小平同志在重庆以政治智慧和经济思维，解决实问题的现场。

铁腕治市 抑制通货膨胀

黄包车夫佟烟卓靠拉车养活一家五口人，1950年1月初，有件事闹得他“整天愁眉苦脸”——不法分子在黑市倒卖银元，1块银元兑6000元人民币一度被哄抬到了9000元，菜米也随之涨价。人力车夫马横山说：“我们一天劳动拉车子来的几千块钱，给‘银牛’几个筋斗一翻就弄光啦，希望人民政府马上禁用银元，大家都用人民币就好了。”

由于解放前长期恶性通货膨胀（据亲历者回忆，1946年每石约120市斤大米价格为1.1万元，到1949年就涨到了360亿元，涨了近3.3万倍），大多数老百姓仍不相信新政府的货币，市面上兴起了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铜钱、银元都走到金融市场前台，才出现了银元搅乱市场及物价的风波。

1月20日，邓小平所在西南财经委员会公布《西南区经营管理暂行办法》，禁止银元、外币计价流通和私下买卖，随后开始用法律手段禁止银元流通。

裕中百货商店经理文子集，就因派人去米亭子购买二百三十块银元被审讯，“除将其购买银元的人民币贰佰零贰万四千元全部没收外，经理亦将受到人民政府法律处分”②。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艾新全研究邓小平多年，他为写作《邓小平在西南的理论与实践》采访过100多位上世纪50年代的亲历者。他告诉重庆青年报记者，“当时重庆处于半停顿状态，西南商贸如纺织品、农产品（猪鬃、桐油、猪肠衣）等就在重庆，但是老百姓手里没钱买，尤其是广大乡村的老百姓。但他们手上有物资。西南财经委就组织了大量的工业品，如棉纱、衣服、鞋帽、火柴、牙膏等日用百货下乡去，让他们用钱买，同时收购他们的农产品猪鬃、桐油、猪肠衣这些。这样老百姓生活就比较好过了”。

1950年2月左右，重庆物价上涨。当时大阳沟农贸市场的米贩子，雇人排队在国营粮店抢购7元一担的粮食，以16元的价格抛出，造成物价波动，粮店脱销。

邓小平在了解情况以后说：“要稳住，不要乱了阵脚。他们涨我们也涨嘛！……牛已经过河了，如果拉牛尾巴，牛是回不来的，只有牵牛鼻子，牛才会跟你走。”

他决定采取两项措施：“一、由重庆市政府对大阳沟不法粮商泰洪泽、万金安等，依法进行查处，打击奸商的嚣张气焰；二、政府国营粮店挂牌米价也上调到16元一担，各区街道基层干部出动向群众做宣传解释。”不法粮商继续抢购，以为粮价还会上涨。邓小平却急令山东、川南行署连夜调运大量粮食进重庆，十多天时间，全市粮店统一挂牌：糙米每担降为7元，大量供应，米价回落，不法粮商因此赔本。物价也很快稳住③。

除此之外，为让老百姓手中的人民币保值，西南地区广泛推行折实公债和折实储蓄。折实储蓄自1950年1月9日开始办理，它以大河熟米三市斤、双喜白布一市尺、熟菜油一市两、合槽煤三斤等五种实物之价格合并为一单位，可以“整存整付、整存零付、零存整付、存本付息”④。意即假设市民在今年1月存10个单位（每单位价格是五项物品前五日物价之平均价格之和）的钱，定期一年，一年后他可以取到仍能买到这样10个单位的钱，无论这时这些物品价格涨跌。

折实公债与之类似，15斤米、两斤棉纱、100公斤煤炭作为一个折实公债，1个折实公债100人民币。据艾新全说，该公债在1950年在重庆推行目标是7万，最后完成16万多。

搞活经济 允许私企生存

“重庆有六万多国营企业职工，如果不开工，维持费要一百多亿；如果开工，再加上各机关的人员，要四百亿。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私营企业的工人数还要多，凭良心说，资本家的日子也不好过。”

艾新全根据他此前的采访说，当时工人很苦，没有年终奖、双薪福利，老百姓闹事。据资料显示，1950年1-6月间，西南区发生了1008件劳资纠纷，其中重庆发生了824件。邓小平也说，“中央号召工人年终不领奖金、双薪，而国民党时期，领年终奖金和双薪却是惯例，是不国民党讲工人利益，共产党反而不讲工人利益呢？”他认为并非如此，“问题在于怎样做才符合工人利益”。

“从解决经济问题本身来说，也有一个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分，如果我们只讲眼前利益，要工人有饭还要吃得好是可以的，但为时很短。因为工人要多得工资，资本家拿不出来就要关工厂的大门，这就不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了。”

讲完这番话，他制定了三个原则：“第一，是要大家暂时勉强维持，因此我们发薪资，只能低于或者相同于过去，不能高于过去的薪资。第二是国营企业的工资不能高于私营企业，只能低于或相同于私营企业。生产条件特别优异者例外。不然，私营企业一定要发生劳资纠纷，如果资本家负担不起，工厂就要关门，工人就要失业。第三是此地工资不能高于外地，只能低于或相同于外地的工资。”

为什么工资不能高于过去？艾新全说，这是权宜之计。“只发钱，市场还没有那么多物资时，会造成哄抢和通货膨胀”。

这年末（1950年12月21日）的会议中，邓小平总结了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应是“又团结又斗争”。他认为，西南解放初期，确有一脚踢开资产阶级的“左”的倾向。5月开始调整工商业，“又产生了一种不敢对资产阶级作必要的斗争的右的倾向”。因为当时“私营企业确实困难，我们实行了坚决调整的方针。如果那时不那样做，就会形成大批的关厂停业，于工人阶级、于国计民生都极不利”。

他认为，在劳资、公私问题上，必须认真地实行“两利”、“兼顾”的政策，税不应多收但也不能少收的政策。“在公私问题上，坚持兼顾的政策，必须在加工订货、市场价格等方面，促使资方进一步地改革其腐朽的机构。同时在西南还应适当加强国营工商业，以增强国营经济的领导力量。在劳资问题上，过去我们说服工人适当减低工资，以渡过难关，这是完全必要的。7月后，工商情况开始好转，即不应再去降低工人生活，而应从改革私营企业腐朽机构、努力发展生产中去达到工厂的收支平衡。

拉动内需 推进重大项目

“西南区今天的中心任务是什么？从全区说，一是剿匪，二是完成征粮、税收、公债任务，三是领导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四是调整工商业、救济失业人员。”⑥

1950年5月，重庆有五万人（全市工人二十五万）失业。邓小平明确提出调整工商业，“我们的政策是调节劳资，两利兼顾”。“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⑦

具体来说，即西南贸易部和工业部按照不同的行业，召开山药、药材、干菜、煤炭、木材等行业的私商座谈会，订立了零售与批发、产地与销地之间的合理差价，使经过改善经营的厂商均可维持，并有适当利润。

艾新全认为，邓小平还在此过程中利用大型民生、基建项目拉动就业。“让大批工厂恢复生产，比如第29兵工厂（今重钢集团）、第20兵工厂(今长江电工工业集团)、第21兵工厂（今重庆长安汽车集团）；还有修建成渝铁路，康藏公路（西康）、都江堰岁修工程、修大礼堂等。这些大的项目启动，工人有了工作，就有了工资”。

1950年6月15日，成渝铁路开工，西南军区各部队抽调8万人组成5个军工筑路队投入工作。仅这一项工程就带动了428家私营机器制造厂家恢复了生产，还带动了木材、五金等工商企业如大渡口钢铁厂、天府煤矿、民生轮船公司生产的恢复，带动了18000余名失业工人、1200名无业游民加入这项工作，他们的日工资是8市斤大米。

成渝铁路是邓小平很早就规划要修的，据陈毅的堂兄、兵工专家陈修和曾回忆，1949年7月上海解放以后，邓小平到陈毅处与他见面，请他跟自己一起去修铁路，他因要去北京开会没有同去，但他为邓小平推荐了70个专家。

邓小平对成渝铁路的关注事无巨细。为了保护铁路沿线的文物，他亲自设宴招待重庆大学张圣奘教授，请他出山“寻宝，鉴别出土文物”。后来，张圣奘在修路过程中发现并完好保存了“资阳人”的头盖骨化石，这是中国发现的唯一早期真人类型化石⑧。

①《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P78，1950年1月29日在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题目为《团结起来战胜困难》②《新华日报》1950年1月8日第二版③《邓小平在西南的理论与实践》，P152-P153④《新华日报》1950年1月9日第二版，《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举办折实储蓄业务》⑤《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P50，邓小平在1950年1月4日在重庆市军管会第一次接管干部代表会议上的讲话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1950年12月21日，《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⑦《邓小平文选》（第一卷），1950年5月16日《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⑧《西南局第一书记》P495-P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