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要求邓当年一揽子全盘完成改革的期望固然美好，但忽略了社会进步是一个缓慢的复杂过程，这和人们反对的当年极权主义全盘政治实验，可能一样过于激进。相似地，仅仅纠结于其历史局限而一味的批评并完全否定，看似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也更有道德美感，或许不无价值，也情有可原，但这种高冷的姿态，却不免有失客观和明智，忽略了妥协、渐进等中国教训深刻、至今仍极为稀缺的、而事实上是社会真正能得以进步的黄金法则。因此，我愿意在重估包括邓公在内的历史人物时，愿意抱以同情式的理解。

现如今的中国，和邓公当年一样，正需要一场新的变革。而且，习总一接任便真正大权在手，加之党内也痛感之前权力分散之弊，遂有小组改制，所有大权皆集中于习总。作为邓公之后最有权力的中国领导人，习总能像当年邓公当年那样，终结旧弊，并开创一个属于他的新时代吗？这无疑有待和值得继续观察。在此过程中，谨慎的期待与尖锐的批评都同样需要；与领导人的决断相比，社会的现实环境以及国人的正确努力，至少同样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