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的黄永玉日前出版了其自传体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的第一部。接受采访时，黄永玉表示，“鲁迅说，如果一个人不活在人的心上，他就真的死了。干吗要活在人的心上？用得着吗？把我送到火葬场，朋友们回到我的家喝杯咖啡，算了。”（《新京报》9月10日）

　　鲁迅的确说过：“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语出《华盖集续编·空谈》，是他针对“三·一八”惨案中死难的四十七位学生有感而发的。从逻辑上说，鲁迅的话隐含了这样一个假定：人之所以不朽，是因为活在别人的心里。这同传统文人所追求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是一脉相承的。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所以儒家极力推崇的人格理想和人生价值，于积极的入世精神中以完善人生来坦然地面对死亡。这与鲁迅所言“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又是何其相似乃尔！所以，在我看来，虽然鲁迅先生那一代人以“打倒孔家店”为己任，但是骨子里其实还是蛮儒家的，至少在潜意识层面是如此——陈独秀、胡适是这样，鲁迅先生亦然。

　　但黄永玉却完全是一副庄子做派：对身外之物并不在意，有钱则买，无钱不想；每天干活，对得起三顿饭就行了；“我吹牛皮干什么？我又干吗要谦虚？”诸如此类。

　　《庄子·列御寇》篇记录了庄子将死前的一段话：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廓，以日月为连壁，星辰为珠玑，万物为济送，吾葬具岂不备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鸟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鸟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生死变迁在一般人眼中是相当严重的大问题，但在庄子看来却淡似春梦，了然无痕。他对于死生看得如此轻淡，所以庄子妻死，他不但不悲哀，反倒要“鼓盆而歌”。这同黄永玉“我死了以后，骨灰倒在稻田里，也不要江河湖海，不要搞这个，死的终极就是这样的”，实在别无二致。

　　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永玉和鲁迅先生“抬杠”，与其说是文人相轻，倒不如说是两种不同生死观的“互补”。而中国文化的高妙，也恰恰在于：我们不但有孔子的“入世”，也有老庄的“出世”，既有儒家的“伟大人格”，也有道家的“磊落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