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出现的这些农民抗争活动的根源、动态过程和结果是什么?有组织的农民争取权利的斗争对农村的治理和政治稳定发生了什么影响?它对于中国的民主转型可能有什么贡献?为了防止中国农村踏上通向深刻政治危机乃至不可控制的动乱必须引进哪些制度变革?
回北京后,他奋笔疾书《农民有组织抗争是政治风险》,呈请社科院上交中央高层,“中央曾派出两个调查组沿着我的报告轨迹进行调查,但没有足够重视。”
“群体性事件中的领头人物,有一些曾在外地打工,他们有视野,有头脑敢说敢干。江西安源煤矿离衡阳较近,矿工中有不少这样的人与事。于建嵘在写完《岳村政治》后,又依这条轨迹寻到安源,与工人们同下矿井,写就了《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可以说,一个村,一个矿奠定了他在学界的基础。这两本书有一个共同特点,反映了于建嵘的底层情结。他关心不被社会重视的小人物的命运,恰恰是这些名不见经传、默默付出的小人物才可能干出大事情。”
当年,徐勇鼓励于建嵘上北京,“跟随更有名望的老师。加上湖南人天生的政治情结,适宜到那个更宽广的舞台。”
摘自 《台前幕后》/作者:张英 /定价:35.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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