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写文章，称焦裕禄在兰考任县委书记，不可能不抓阶级斗争，并有各种举例。我初看这篇文章，感觉不可思议：焦裕禄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抓阶级斗争本来是应有之事，问题是他工作的重点在生产而不在斗争。经过这些年的思考，我明白了：当年焦裕禄在兰考“除三害”，搞生产自救，不仅与天斗，与地都，也要与人斗。没错，焦裕禄曾经与一个疯狂、没落、愚昧的阶级有过坚决的斗争。

　　按：焦裕禄1946年1月在家乡淄博入党，正式参加了区武装部的工作。解放战争后期，焦裕禄随军到了河南，分配在尉氏县工作，担任过区委书记，县团委副书记等职，又先后在共青团陈留地委、郑州地委工作，担任过宣传部长、第二书记等职，一直到1951年。1953年6月，焦裕禄被调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作，先后担任过车间主任、科长，还到大连起重机厂实习了一年多。1962年6月，焦裕禄又调回尉氏县，任县委书记处书记。同年12月，焦裕禄调到河南兰考县，任县委第二书记。1964年3月，焦裕禄因病离开兰考，住院治疗，直至当年5月去世。

　　焦裕禄去世前，曾对他的战友张钦礼留有遗言：钦礼同志……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这段话曾经感动不少人，被视为焦裕禄精神的升华。

　　其实，从上面列出焦裕禄的简历看，他工作时间最长的是在洛阳矿山机械厂，10年，在兰考只有一年零几个月时间。按照党的干部“成绩”算，兰考并非焦裕禄一生工作的“得意”之地，我觉得，也非他一生工作取得最好成绩的地方。现在我们看到有关焦裕禄的评价，虽然集中在兰考一地，但那是后人的评价。焦裕禄做人、为官的特性并没有因为他去兰考而有改变，他在尉氏、洛阳工作期间，也是勤勤恳恳，热心为民的好干部。

　　但是，他为什么要在兰考留下这段遗言呢？

　　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的遗体运回老家，父母生他养他的地方？为什么不把遗体安葬在尉氏，他曾两次在那里工作了四五年时间；为什么不安葬在洛阳，他在那里工作了10年，可以说，他的现代知识、思想、思维，都是在洛阳学到的。为什么他偏偏提出把遗体埋在兰考的沙丘上，埋在一个自己仅工作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地方？

　　我现在才明白，焦裕禄这句遗言，不仅是说给“自己人”的，也是说给“那些人”的。

　　哪些人呢？

　　现在人听说焦裕禄给兰考带来了自力更生，会觉得奇怪。干活才有饭吃，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兰考人难道不懂吗？

　　这个疑问有道理。焦裕禄的报道问世后，我听到不少人提出这个问题，怎么兰考人连农业生产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生活在土地上的农民，放着眼前的土地不管，坐等政府救济？似乎不是这个理！

　　这就是当时的特定环境。不是兰考人不懂，是当时的领导不叫他们懂这个道理。这些领导从思想上把兰考人掐死了。

　　为什么不叫兰考人搞生产？领导自有领导的道理。

　　从1958年起，兰考陷入天灾、人祸的双重循环，成为河南省一个积贫难返的重灾区。

　　常年救灾工作，使兰考县党政两套班子，围绕救灾形成了一整套管理思路，不是生产自救，自力更生，而是“等靠要”。上一级党委，也围绕着等靠要式的救灾，形成一套干部配备、管理办法。

　　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兰考的特定环境和条件。所谓地方势力，社会、人际关系，就是这样形成的。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考虑。从地方到上级，围绕着这个已经形成的组织路线和干部制度，逐渐罗织出一张覆盖本地的网络。

　　当这张网络已经形成，而且成为当地政治生活的关系纽带时，任何一个外来人，要想加入到这个社会中，只有两个选择：或者你卖身投靠，加入其间，听命于老大；或者你后台势力足够强大，能与地方较量。如果不是，哪怕你有天大的能力，地大的智慧，也只能是派来的花瓶，是个摆设、过客。否则，就会被整到头破血流，最后清理出门。道理非常简单，你不是自己人，你是个“异类”。

　　这里已经没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分了，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敌友”概念，天真者所坚持的革命理想、激情似火的年代，统统化为一桶冰雪水，兜头浇下。这里只有“自己人”和“外来人”的区别，只有地方势力，以及维护势力的各种利益。

　　这种势力所及，即使到今天仍然如此。不过在不同年代，所表现形式不同，或政治，或经济。

　　焦裕禄曾在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作，是个工业干部。1962年，在渡过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后，又因为河南农村的县社两级干部，自1957年以来，已经被整倒的差不多了，机构架空。所以，省委决定从工厂抽调一批基层干部，充实到农村去。焦裕禄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从洛阳矿山机械厂到了农村工作。他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干部，是个“外来户”。省里调工业干部到农村任职，这个政策本身就会遇到地方势力的阻击。

　　焦裕禄出身农村，种过庄稼，又是从工厂下来干部，当然知道生产的重要性，这也是他的惯性思维。他到了兰考以后，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组织生产。显然，这不符合地方官员们的观点。因为要生产，就要重新组织干部，建立机构，制订方案。一句话，就要打破原有的势力和势力范围，打破原有的组织和干部路线，按照生产的要求重新制订一套新的管理办法。

　　这已经不是工作方法问题，焦裕禄的工作思路，已经触及到权势，触及到地方势力。在“灾荒”面前，你要是等救济，靠上级，伸手向国家要，那么就和地方为伍；你若是搞生产，自力更生，那就不仅要和灾害斗，还要和周围的人斗。为什么在焦裕禄身前身后，都有人反对他，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这才是真正的两个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

　　人们在报道焦裕禄时看到的热闹场景，看到鲜花缤纷，歌曲、戏剧、电影高声歌颂，其实都是表面，而且都是外人给他的。人们看不到在焦裕禄背后的“阶级斗争”——他与地方势力的斗争。在献给焦裕禄的鲜花和颂词背后，始终存在肯定与否定的声音、支持与反对的势力。

　　这个现象，文革前焦裕禄时期存在，文革中也存在，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所以，我觉得焦裕禄的临终遗言，不仅是鼓励“自己人”，同时也告诉“那些人”——我和你们的斗争，还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