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先生晚年，曾一而再再而三地深刻反省

　　对于20世纪的中国知识界来说，郭沫若是一个巨大的、标志性的存在。可以这样说，不了解郭沫若，你就无法真正了解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境遇和悲剧品格。那么，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漫长的精神炼狱中，郭沫若究竟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
　　
　　建国后，郭沫若逐渐失去了“五四”时代那种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无论是学术品质还是个人品德都呈现出一种萎缩、停滞乃至倒退。对于自己的这些“脱变”郭沫若心明如镜，迫于形势他一面高唱赞歌，一面又不断地对自己进行着良心和道德上的自省、反思和拷问。
　　
　　1958年３月，郭沫若为响应“百花齐放”的号召，将两年前写的“牡丹”、“芍药”和“春兰”三首诗拿出来，计划凑齐一百首，艺术地象征社会生活中“百花齐放”的大好形势。仅用10天时间，郭沫若就以100种花为题写了101首诗，取名《百花齐放》。但是很快郭沫若就在一封信中，对此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说：“我的《百花齐放》是一场大失败!尽管有人作些表面文章吹捧，但我是深以为憾的。”又说：“尽管《百花齐放》发表后博得一片溢美之誉，但我还没有糊涂到丧失自知之明的地步。那样单调刻板的二段八行的形式，接连101首都用的同一尺寸，确实削足适履，倒像是方方正正、四平八稳的花盆架子，装在植物园里，勉强地插上规格统一的标签。”“现在我自己重读一遍也赧然汗颜，悔不该当初硬着头皮赶这个时髦。”
　　
　　1963年5月5日，郭沫若向陈明远这样坦露自己的心声。他说：“至于我自己，有时我内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的生活中缺乏诗意，因此也就不能写出好诗来。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为是什么‘诗’！别人出于客套应酬，从来不向我指出这个问题，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跟那些人不一样，你从小就敢对我说真话，所以我深深地喜欢你，爱你。我要对你说一句发自内心的真话：希望你将来校正《沫若文集》的时候，把我那些应制应景的分行散文，统统删掉，免得后人耻笑！当然，后人真要耻笑的话，也没有办法。那时我早已不可能听见了。”郭沫若不愧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连身后世人对他的耻笑都预料到了，足见其自省之深刻。
　　
　　1965年12月22日，郭沫若在写给陈明远的信中说：“我早已有意辞去一切职务，告老还乡。上月我满七十三周岁了。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在世的日子，所剩无几了。回顾这一生，真是惭愧！诗歌、戏剧、小说、历史、考古、翻译……什么都搞了一些，什么都没有搞到家。好像十个手指伸开按跳蚤，结果一个都没能抓着。建国以后，行政事务缠身，大小会议、送往迎来，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近年来总是觉得疲倦……”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一个重要会议上，作了一个沉痛的发言。他说：“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郭沫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一清二楚，要不然他就不会在内心深处一而再、再而三地深刻反省。但是正如学者丁东所指出的那样，郭沫若尽管有自省能力，但却“无力自拔”。身处时代漩涡的郭沫若尽管拥有自省精神并企图从内心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然而在强大的政治面前他的这些努力常常是徒然的。历史大潮有它自身的逻辑，郭沫若挟裹其中，如同一片树叶，身不由己，顺流而下，直奔某种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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