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要说走得最突然，最安静，最无预兆，甚至带有一种人生空幻感的，可能就是我的兄长兼学长贾斌了。
　　
　　四年前的10月21日下午，我在作协开会，参与全国人口文艺大奖的终评。手机突响，我到室外去接，是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龙秘书打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贾会长的事你知道了吧？我很奇怪，问什么事啊，不知道。他竞说，贾会长已经走了，今天上午。我追问，走，到哪去了？他明确地说，人已经不在了。我顿时惊得说不出话来。问到底怎么回事，小龙说是急性病，心脏病吧，却又说不清楚，只说，现在你能到贾会长家来一下吗？
　　
　　我从未去过他家，听说比较远，一问路线，越听越乱，其实是我的心乱。我起初拒绝了，因为我的开车技术毕竟不行，估计根本找不到的——在北京要开着车在茫茫小区里找到一个陌生人家谈何容易。然而我必须去。我顺路带了我爱人，就开车前往。不想，并没费太大周折就找到了贾斌家的小区。下午三四点的光景，天气晴朗，小区显得很宁静，偶尔有一二笑闹声隐隐传来，路人皆懒散地行走着，没人会想到，就在前面某座楼的某个房间里，今晨，一个人永远地离去了。
　　
　　贾斌的爱人还没有从极度悲痛中恢复过来，有些木然甚至茫然。他们的两个孩子都不在身边。女儿在国外。儿子在宁波，说晚上或明天才能回来。贾斌是在看早间新闻时，忽感心慌憋闷，以为挺一会就能挺过去，不意严重起来，慌忙去叫120，可20分钟以后才到。人已经去了。真是生死无常。
　　
　　包贵生等人已经在他家张罗了，只有书架旁放了一张贾兄的不大的相片，灵堂还没有设起，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他的家很干净，很寒素，就像贾斌的为人风格。贾兄工作过的单位的领导还没有一个人来。我久久地凝视着贾兄，心中非常难过。难过什么呢，不知道，也许是想到了所有中国的知识分子，或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多舛的人生和命运吧。
　　
　　我和贾兄同为天水人，同为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同在京城工作了几十年。彼此虽知道，却并不熟悉，甚至长期无交往。他究竟在哪些单位工作过，我不清楚。只知道他当过中国社会出版社的社长。在我的印象里，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个寒冷的冬夜，在兰大文科楼的一间教室里开会，忽然有人上台讲过几句话。那便是中文系的学生会主席贾斌，比我高三级。我记住了，他是天水——甘谷人，也算校内名人。近年来，由于他做了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的会长，我做了副会长，我们时有来往。天水籍人士的聚会上，我们常常见面。我是非常尊重他的，称为“学长”，我的尊重竟大半来自青年时代的那个夜晚，那一瞬鲜明的印象。
　　
　　在他去世前的一二年，我发现我与贾斌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客气、敬重而变得知心，贴近了。我们开始互相都把对方当作朋友了。2005年底，在他的支持下，由我出面，具体组织了中国 天水采风活动，规模较大，取得了成功。还是在他的支持下，搞过几次中国 世纪论坛，有了一点影响。07年研究会调整班子，增选邓成诚先生为会长，这是大好事，但贾斌也是会长，两个会长叫起来重复，不免使先在的贾斌尴尬。我就想了个名义叫“执行会长”，由贾斌出任。这是我从中国小说学会借来的灵感。一经提出，事情立刻变得顺畅了，各安其位。
　　
　　就在他去世前的一个星期，他经过慎重调查研究，决定接受《散文世界》杂志，将之挂靠到研究会的文艺创作委员会主管。我是这个委员会的主任。他找我谈过几次，我都反对，主要是怕事，怕烦，怕不好管,怕出问题。但贾兄苦口婆心，一再劝说，有时很晚还打电话来。我不当主编，坚持让他当，他哪里肯，他有他的一套理由。就这样推来让去有一个月。我终于答应了做挂名主编，另一主编是林非先生。贾兄去世一周前，我们与中国散文学会的林非会长一起吃了顿饭，算把事情定了下来。
　　
　　这些年来，每次研究会聚会，或天水有活动，我总是请假，总是外出，而贾兄总是像一个忠厚的老大哥，耐心地劝导我，等待我，一定要我参加了他才满意。我们之间从未发生过任何争长论短的不快。闭目凝想，浮现在我眼前的贾斌，是一个多么忠厚，博学，宽容，勤奋，具有亲和力和感召力的好人啊。他无疑是我们家乡的一位杰出的人才。让我们大家永远记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