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一日是王小波的忌日，转眼间他去世十五年了。王小波去世十周年的时候，《中华读书报》发表署名祝晓风的纪念文章，其中这样写道：“在中国，如果一个人只是智商高，聪明，而不太善良，或者说不太追求善良和道德完善，他会生活得很好，因为他可以用他的聪明很方便地达到他的目的。……而不幸的是，王小波恰恰十分善良，但同时又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他除了在生活上愿意听李银河的话和他妈妈的话之外，在其他方面，他不愿意听任何人的话。他只相信自由和尊严，科学和理性，还有他毕生追求的艺术和智慧可以带给他的至高的幸福——他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可想而知的命运恐怕就是边缘人的命运。

　　这是因为，相信和追求自由与尊严，必然使得他同他所生活的未必多么推崇自由与尊严的时代或世俗价值观拉开距离，最终成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王小波在以此为题的这篇随笔的最后这样写道：“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其潜台词无非是说这两种人还不如这只猪。因为这个缘故，王小波说他“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不妨说，王小波力图通过这只猪所隐喻的被边缘化的小人物冷眼旁观主流社会的光怪陆离，进而直面人类生存的窘境，展示人性的扭曲及使之扭曲的外在力量的强大与荒谬。或者说痛快些，这只猪乃是自由人文主义的代称。在这个意义上，这只“猪”比日趋流行的市侩主义和犬儒主义可爱得多高贵得多！而这未尝不是作为边缘人的王小波的当下意义。

　　与此同时，相信和追求科学和理性，必然使得王小波同虚夸浮躁、盲目跟进、弄虚作假的世风拉开距离，进一步沦为边缘人。而他当然是个不老实的边缘人，总是对主流怀有戒心，不时旁敲侧击，甚至像个天真烂漫口无遮拦的孩子指出看似西装革履道貌岸然的人其实身上可能什么也没穿。众所周知，王小波最讨厌假正经、伪善和“精神复制品”，最不甘心俯首贴耳做“沉默的大多数”。他认为对知识分子来说，知识并不神圣，重要的是讲真话。实际上他的杂文也通篇是真话，不说废话，更不说假话，真话是其文章的灵魂。毋庸讳言，在中国有时候讲真话是多么艰难，而讲假话是多么容易。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生存环境并不鼓励诚信，甚至从小学教育就开始了。所幸温家宝总理也意识到了讲真话的重要性。去年4月14日，温总理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馆馆员座谈时指出，我们鼓励讲真话，讲真话就要有讲真话的条件。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同时指出，“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讲真话就变得尤其重要。也正是讲真话这点最终使得王小波以非主流的边缘人身份，超越了边缘和主流，从而引起了无数读者的灵魂震颤和情感共鸣，为沉默的大多数的平庸生活提供了一缕温暖的光照和一丝会心的微笑。他所以每每被人提起和怀念，这点肯定是个主要原因。

　　此外，作为大体算是搞文学的人，我还想把文体家这个称呼送给王小波。 比比皆是，但能称之为文体家的则寥寥无几。王小波至少能算一个。他的黑色幽默，他对行文节奏和韵律的控制，都自成一格。下面这段话，既可从中看出他对文体重要性的认识，又不难从中体味他的文体特色本身。请允许我引用在这里。王小波说：“文体之于作者，就如性之于寻常人一样敏感”，“一样重要”。并进一步说优秀的文体好比他在云南插队时看到的傣族少女极好的身材，“看到她们穿着合身的筒裙婀娜多姿地走路，我不知不觉就想跟上去”。相反，对于恶劣的文体，他比作光着上身的中老年妇女。他具体是这样说的：“大约是在七O年，盛夏时节，我路过淮河边上一座城市，当时它是一大片低矮的平房。白天热，晚上更热。在旅馆里睡不着，我出来走走，发现所有的人都在树下乘凉。有件事很怪：当地的男人还有些穿上衣的，而中老年妇女几乎一律赤膊。于是，水银灯下呈现出一片恐怖的场面。当时我想，假如我是个天阉，感觉可能会更好一点。恶劣的文体（字）给我的感受与此类似：假如我不识字，感觉可能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