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莫逆之交张老三长我三岁，是我的大学同学，同年级，不同班。至于为什么大家都习惯地叫他张老三，不称呼他的名字，我不大清楚。也许是“黄河大合唱”中有一段歌词是“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因为那时有的同学，包括我，有事情叫他就对他唱这么一句。他就笑咪咪地答应道：什么事？也许在我们毕业留校工作的几个人里他的年龄排在老三？总之，大家常叫他张老三。我后来想，也许这缘于大家对他的人品尊重。他来自嫩江平原的一个农民之家，有弟弟和妹妹，他是家里的老大。朴实、厚道，笑眯眯的，易于接近和交往，这是他很突出的特点。

　　他的妻子姓范，个子不高，长得白胖，哈尔滨人。爽朗、热心。我们习惯称呼她“老范”，我有时称她“胖嫂”。

　　没事的时候我常去他家逗他们的儿子小宝玩。小宝胖胖的很可爱。在年节的时候，我常应邀去他家蹭饭。在寒暑假回家之前和寒暑假结束回校之后，他家是我蹭“饯行饭”和“接风饭”的地点之一。当年粮食和副食都凭本和凭票供应，但他们总能把饭菜搞得挺丰盛。

　　有的老同学和老师说我和张老三是莫逆之交。究竟怎么莫逆之交的？我弄不明白。反正我俩是无话不谈。他对我的工作、生活很关心。我有了心里话愿意找他说，听他的分析和主意。虽然有时也争吵，但从不翻脸。因为有时争吵要升级的时候他总有办法让局面平静下来。在我的心目中，他一直很像一位兄长。

　　有一次我们喝酒聊天，聊到一些事情，都忍不住掉了几滴眼泪。这眼泪有的是我们感到好笑流下的，有的是心里感到一种莫名的苦涩流下的。

　　我替他开结婚介绍信。眼见就要毕业，他遇到了难题。原来两年前他姨妈在哈尔滨为他介绍一位对象范某，他们假期的时候见了面，定了下来。现在要毕业了，女方家长担心夜长梦多，要求他马上结婚。学校的军宣队和工宣队不希望出现“陈世美”事件，经过再三研究，网开一面，同意他结婚。他来找我说，没毕业就结婚真不好意思，让我跟他去学校办公室替他开结婚介绍信。他说，学校开了结婚介绍信，哈尔滨那里才能办结婚证书，才能结婚。我说行！

　　到了学校办公室门外，他敲敲门。听到里面女人的声音说，请进！张老三笑咪咪地对我小声说，进去吧！一只手推开门，另一只手把使劲我推进去。我身后的门轻轻地关上了。

　　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位年轻的工宣队女师傅。她问，什么事？我说，开结婚介绍信。她说，开什么玩笑？你怎么能结婚？我一听就急了。我说，凭什么我就不能结婚？没想到她笑了，好像明白了什么。她说，可以开，女方是哈尔滨的范某吧？既然你来了，介绍信就写上你的名字。我赶紧摆手说，不能写我的名字，要写张老三的名字！她说，按规定本人来开介绍信，让他自己来。我说，他就在门外！说着，我去拉开门。张老三站在门口满脸通红地说，我都听见了。他笑咪咪地被我使劲拉进办公室，开了介绍信。

　　之后，每当说到这事，我们都感到好笑。

　　送饭换药（他的大腿根部霉菌感染）。张老三到校农场带学生劳动锻炼。校农场条件挺艰苦。有一天，我听说张老三回来了，在校医院住院，我赶紧去校医院。熊大夫正在给他大腿根部已经红肿的伤处涂药、包扎。大夫说，这是霉菌感染，要住院，每天换药。

　　那时候的护士们和所有人都一样，都在忙于“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但在给张老三换药这件事情上，护士既不“斗私”，也不“爆发革命”。她说，病人多，忙不过来，让我每天来给张老三换药。我说，我不会换药。她说，把纱布慢慢地一圈一圈地解下来，把伤处轻轻搽洗干净，把药涂上，再用纱布包好。

　　一天三顿从食堂打饭、送饭，好办，走二十分钟就到了。换药这事挺难的，没有办法，只能承担起来。当时，咱没有“斗私”，也没有“爆发革命”，只希望好哥们张老三快点好起来。

　　之后，每当说到这事，张老三常常是笑眯眯地，眼泪在眼眶里转悠。

　　炮制张贴“小广告”。张老三婚后是两地生活。他的妻子老范在哈尔滨的工厂里住单身宿舍。第二年，老范为张老三生了个胖小子。因娘家有困难，老范没有办法，只能带着婴儿仍旧住在几个人同住的单身宿舍，弄的工友们和她都很不方便。老范抱着儿子来探亲时向我们诉说两地生活的难处。张老三抱着儿子，一脸的无奈，不笑眯眯了。

　　那个时候“四人帮”还在台上，单位都在“闹革命”，无暇顾及张老三这样的两地生活困难。两地生活的人多着呢！

　　怎么办？我想了个主意，和张老三、老寇商量。老寇是我们这几个人里年纪最大的，办事稳重。我说，咱们贴“对调启示”，联系人是“张学林”，这是从我们三个人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组成的；联系电话是宿舍楼收发室电话，我找收发员商量；这事要保密，不能让学校知道。老寇说行，只能这么办了。张老三也同意，让我写“对调启示”，他们出去张贴。我们还商量了贴在哪些地方效果能好一些，比如“五商店”、“二百”、“长江路”等地。

　　宿舍楼收发员高姐戴着黑边眼镜，镜片厚的一圈一圈的。她很善良，同情张老三。我把想法向她全盘托出，请她保密，凡来电话找“张学林”的，通知我们三人中任何人都可以。她满口答应。

　　那个年代没有电脑，更谈不到打印机，只能一张一张地写“对调启示”。写大字报的纸很多，拿来几张裁成小块，我耐住性子，认真地写起来，工工整整地就像当年完成数学作业一样，连续写了五十多张“对调启示”。

　　东北天黑的早。晚上十点多钟，街上静悄悄，黑黝黝，整条街上也没有几盏昏黄的路灯。张老三拎着浆糊桶和刷子，书包里装上“对调启示”出发了。那时我们都有贴大字报的经验，贴这种“对调启示”那是小菜一碟。

　　过了两天，高姐通知我们有人来电话联系了。张老三去找人家谈。这个第一位最后没有谈成功，说是单位坚决不放。过了几天又有电话来。张老三又去谈，成功了！三个多月以后，老范抱着孩子来了，上了户口，上了班！张老三的两地生活问题终于解决了。

　　以后，每当谈到这事，我们有成功的喜悦，也有莫名的心酸。

　　“撬门别锁”占房子和“贵人”。学校和系里想办法为张老三一家三口在筒子楼里安排了一间12平米的房间，一楼朝西，西面有楼挡着。但总算是有个窝了，大家都高兴。过了几年出问题了。阳光照进房间的时间短，夏天有些潮湿。那时“抓革命促生产”，但是冬季的暖气总也促不上去，房间阴冷。老范原来肾不大好，后来得了肾病。治疗、吃药，身体越发地胖，实际上有些浮肿。大家都清楚，应该为张老三换个阳面的房间，这对老范身体有好处。大家帮着张老三向系里和学校反映，但答复总是说没有办法。

　　听说系里的一位女教师带着孩子去美国探亲，她的老公在美国当教授。她留下的房间就在这个筒子楼的阳面，里面堆了不多的杂物，一直闲置。我开始打这个房间的主意。我找了和这位女教师关系很好，而且群众威信很高的几位老师商量以后，我负责撬门别锁，这几位老师负责将房间里的杂物登记造册，当时还请来了作为系革命领导小组群众代表成员的老师在场证明，然后将杂物搬到张老三的房间，锁好。同时帮助张老三把家搬过来。我告诉张老三只管搬家，其他的事情不用管。我和老师们事先已经商量好，不找系领导请示，免得让他们为难。

　　几天过去了，风平浪静。突然有一天系里通知我去学校军宣队办公室，张副队长找我。他是校革委会领导班子成员。一见面他就语气强硬地问我，为什么撬门占房子？我简单讲了原因和经过，描述了老范的身体状况，讲了系里的教师都同情，反映了学校房管处实在没有办法。我也讲了自己的做法不十分合适，以后注意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算是做了自我批评。我心里清楚，他一定知道这件事情前因后果。果然，他语气缓下来问我，女教师去美国探亲几个月，她回来了怎么办？我说，你相信她和孩子能回来吗？如果回来了，我保证张老三肯定能搬出去！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对我说，以后别做这样的事情了，这事就谈到此为止。

　　离开学校军宣队办公室，我心里挺高兴。看来系领导和工宣队、军宣队，还有这位张副队长对张老三这件事情还是同情的。

　　此后真是风平浪静了！我和参与此事的老师们都不约而同地再也不提这件事情。只是老范兴奋了一些日子，高兴地说她和张老三遇到贵人了。

　　以后我和张老三聊到这件事，常常是无奈中夹杂着惭愧。

　　过了几年，为了解决两地生活问题，我离开了学习、工作和生活了多年的城市。但我和张老三的联系一直不断。

　　他到北京出差抽时间来看望我妈妈和我的出生不久的儿子。

　　电话普及以后，我们一年要通一、两次电话。

　　他告诉我，他搬进新房子了，条件不错。我说，这下好了，不用去“撬锁占房了”。我们在电话里都笑。

　　后来告诉我，他做了系党总支领导，工作挺累。我让他多保重。

　　有一次来电话说，老范因肾病变成尿毒症，去世了。大儿子顶了老范的班工作了，小儿子也上班了。我为老范感到难过，也为他感到难过，为他们的儿子都长大了感到欣慰。

　　过了几年，他告诉我，他结婚了，娶了一位黄花大姑娘。我祝福他！

　　两年前他来北京开会，我们长聊了两次。他讲了家里的杂事，我安慰他。我讲了我的烦心事，他笑眯眯地劝解我。他还笑咪咪地讲了他正在忙的工作，讲了这次在教育部开会的情况。我笑他真是老骥伏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