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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李希凡的遭遇虽然谈不上特殊惨烈，但又红又正的地位显然罩上了阴影。可是新的转机又以大人物的一句询问的形式出现了。那是1967年，“中央文革”请文艺界的人士看样板戏，其间，江青问了一句“李希凡来了没有”。 这句话，让李希凡的地位有微妙的回升；但同样是这句话，在1976年“四人帮”被揪出来后，就有了负面效应——“李希凡被江青保过啊，我是她文艺黑线的红人啊——就是这样滑稽，‘城头变幻大王旗’啊……” 与蓝翎的是非恩怨 在李希凡兴衰毁誉参半的故事后面，还掩映着另一个，当初令其一举成名的文章的联合作者——蓝翎的起起落落。只不过，二人的境遇似乎总有些“此起彼伏”的对照的意思。而从一开始就埋下的分歧的伏笔，最终让两个年轻时的密友到了老年势如冰炭，笔墨开战，直至其中一人撒手人间。而他们人生的对立，也不只是个人性格的差异，更笼罩着那个特殊年代特殊的势利和无常。 因为交战双方中的一方，蓝翎先生已经在今年年初去世，所以关于李、蓝二人的官司，我们只能得到一面之词，在他们之间判定是非是鲁莽而不可能的，但是，从李的角度，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那个年月、那个无所不在的所谓意识形态，对人的扭曲。 李说，蓝找他碴，一个是要跟他争当初那篇改变他们命运的文章的“发明权”，一个是把自己被划为右派的事情归咎于李希凡的落井下石。而这些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是嫉妒，是长期的心理不平衡——这“嫉妒”、“心理不平衡”是怎么郁积起来的呢？ 按李的说法：当初联合署名文章而来的名利，分配上确实有偏向——蓝翎的风头始终没有李希凡那么健，抛头露面的事，李总比蓝多。但原因不在李“抢”，而在于蓝的上不了台面——按照当年的组织路线，蓝是有问题的，蓝曾经在国民党的军队当过兵，其家庭也有过“不清白”的复杂历史。 而且，蓝又一直“写些偏激杂文，批评官僚主义”。这让大家为难，对他情绪复杂，一方面顾及“主席的意思”，另一方面，又操心他不识时务。直至一篇《面对着血迹的沉思》惹恼北京市的官员。随后不久，1957年，蓝翎被划为右派；而就在这时，李希凡入党，开始了持续很长时间的文艺战线红人的风光。 再往后的“文革”，同在《人民日报》文艺部的二人亦各有派别对彼此各有保留，直至粉碎“四人帮”，蓝翎的势头渐渐盖过李希凡，尤其是1986年后，李调离，蓝翎后来任文艺部主任；但接下来没几年，蓝翎又不再主持工作；而李希凡则因为成功地劝阻了艺术研究院“上街”而得到上头的好评…… 在李、蓝是非中，很微妙的，就是二人对自己和对方在不同时间上政治立场“左”或“右”的辨析。1957年反右，蓝翎因“右”受贬并迁怒在他看来“因‘左’而保全”的李希凡；后来蓝翎平反，蓝翎讽刺李希凡到处称自己是“漏网的右派”，而李希凡又说，“蓝翎对他的‘左’，却从未见与拔刀相向的情势”；再后来，90年代蓝翎反省当年批判吕荧事件，称李希凡是“假右”，而自己是“假左”…… 毛主席啊毛主席 关于“左”还是“右”——年轻的时候，迫于形势，有还是没有，真真假假的攀附、为利益所驱使的摇摆——似乎不大好判断；但如今，年近八十的李希凡是坦率没有避讳的——“左”、“僵化”，对这样的标签，李已无意反驳；而尤其是在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评价和态度上，坚决反对“忘恩负义”、“跟风转”，理直气壮地赤胆忠心一片。 “1994年10月16日，是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写作40周年，又恰恰是我的外孙女慧可的8岁生日。15日清晨，我备了一束鲜花，携女儿、女婿并慧可，一起前往毛主席纪念堂。……我想，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如果有知，当不会责备于我，当能够理解我被迫无奈的苦衷……” 李希凡称自己一贯的态度是：对“四人帮”深恶痛绝，对“文革”深恶痛绝，对“文革”结束以来出现的“反毛”、“非毛”言论更是深恶痛绝—— “我看不惯那些见风使舵的人。‘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他们抵制了吗？‘批林批孔批周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们抵制了吗？‘文革’一结束，把责任都推给‘四人帮’，好像他们都是清白的了。然后，社会某些舆论把‘文革’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为毛泽东个人，对毛泽东全盘否定，这种言论都是胡说八道！一场社会灾难必然有它社会的、历史的原因，而绝对不可能是个人或少数人决策和推波助澜的结果……” “毛泽东晚年是有点错，但是毛泽东思想，就是今天，我们能离开吗？离不开！我们现在的政策口号、文化批评，能离得开吗？离开能行吗？我看不懂那些现在流行的什么西方的主义！我也看不出现在的一些文艺作品好在哪里——王安忆《长恨歌》那是什么主人公啊？有什么积极意义呢？作者的态度也是问题，对那样的人，竟然一派同情，有没有点批判意识……” 李希凡一如既往地崇拜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可能有很大“私人感情”的成分——毕竟，正是因为毛泽东当年的“点名”，李希凡有了“别样的”、而且总体地比较地看“还不错的”出人头地的一生。虽然这份“知遇之恩”，对这恩情施与的一方而言，不过是一次借题发挥的政治需要——当年开国之初，所谓的“旧中国”的文化、意识形态依然强势稳固，毛泽东正在寻找时机清算改造。 在人的“想法”和他的“经历”之间，到底是谁成就了谁？而所谓的这个“坚持信仰”，是诚实的不断反思而来的守护，还是既得利益者的自圆其说？不容易说清，也不大忍心指明。只是，在当我们面对今天的李希凡，一个炎炎夏日孤独烦躁的老人，虽然我们没有耐心发掘他几十年来“马列主义文艺批评”的“历史价值”，听他对当下社会空泛而傲慢的抱怨之时——我们会强烈地意识到：这个人，他老了；而就他所经历的时代而言，他并不幸运。 （《南方人物周刊》2005年第1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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