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5年来，教师的地位、待遇，跨了一大步。”

　　9月9日，秋高气爽，在北京师范大学绿树掩映下的一栋四层普通教师宿舍楼里，坐在旧式书柜前的一把普通木椅上，王梓坤用依然带着的江西口音，作了“总结性”评价。

　　26年前，因为一个“设立教师节”的倡议，令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王梓坤教授至今仍让许多人惦记。不过，一向低调的他，始终不愿以此身份来面对公众。他说，教师节的设立，绝对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所学校的功劳。

　　然而，这位生于1929年、自称“吃了48年校园食堂”、把“教师”作为毕生职业与事业追求的老教授，却热爱谈论所有与教师有关的故事。他也直言，尊师重教的未来路，还很艰巨。

　　【其人】

　　3次传奇经历，印证教师地位近30年提升

　　王梓坤是个传奇人物。他曾是“文革”后全国最早由“讲师”破格跃升为“教授”的两个人之一；曾婉拒副市长职位；曾是全国薪水最高的教授。

　　这3次“传奇”，折射30年教师地位变化。

　　“升教授”一事，发生在1977年。这一年，除了恢复高考以外，还发生了一件在知识界影响深远的事：恢复中断多年的技术职称评定。工作自天津率先进行，当时还在南开大学任教的王梓坤与另一位教师，由“讲师”直升为“教授”，此事连欧美报纸也纷纷报道。

　　不要说境外人把此当成天大的“新闻”，就连当事人也不敢相信。王梓坤回忆说，32年前的那个11月，有邻居告诉他“你升教授了”，王梓坤第一反应，竟以为邻居在拿他开涮。

　　不过，他很快获得了一个隆重盛大的“尊严”：那年冬天，天津有关部门在市体育馆专门召开万人大会，市领导悉数出席，亲自为他俩颁发教授证书。“教师的地位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这感受，也使王梓坤在面临第二次“传奇”时，有了特别选择。

　　此时，距他“升教授”已过去了四五年。由于教学与科研成果突出，王梓坤被选为天津市副市长的考虑人选之一。

　　从一介教师进入市一级领导层，这本身就是“科教兴国”、“尊师重教”的一种体现。虽然为这种重大进步而激动，但王梓坤思考再三，仍希望继续做他的南开大学数学系副主任。“就个人兴趣和能力来说，我热爱教师这一职业。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让教育界焕发了蓬勃生机。我相信在这片领域里能发挥得更好。”

　　发生在王梓坤身上的第三次“传奇”，却在当年引起不小争议。那是1993年，正是市场经济蓬勃兴起的时候。南方一所民办大学登门求贤，诚聘已经卸任北师大校长的王梓坤院士，开出的月薪超过万元。有人大声喝彩：知识终于有“价”了；有人直摇头：当年放着那么大的官不做，为什么现在还要奔高薪而去？

　　再忆此事，王梓坤笑着揭开谜底：“当时，社会上出现了脑体倒挂现象，许多人说‘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我就是想让更多人看一看：知识，是可以理直气壮地得到高待遇。”

　　【其事】

　　师恩，成就了他的一生，也让他懂得尊师重教对一个民族的意义

　　不过，一心只想专注于教书科研的王梓坤，却主动干了一件大事。这就是现在人们常常提到的那份“教师节”倡议。

　　那时，王梓坤告别了执教32年的南开大学，调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其时，他一直在想，为什么教师没有自己的节日呢？按捺不住，他向《北京晚报》一位熟悉的记者透露了这种想法，在报上登了出来；几天后，又和陶大镛、钟敬文、启功、黄济、朱贤智、赵擎寰等北师大的著名学者开会讨论，联名向社会倡议设立教师节。

　　这也缘于他的另一个情结。出身贫寒的他，在家庭无法圆起他的“求学梦”的情况下，能够走出江西吉安的偏僻小村，进入武汉大学，就职南开大学，送到莫斯科大学深造，几乎每一次转折，都有老师的启蒙、支持。他至今还记得，当年交不出学费，每月为餐费发愁，正是班主任老师免去了他的费用。也正因此，成为名教授、当上了著名大学的校长、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后，王梓坤始终铭记师恩。每次回家乡，都要看望自己不同时期的老师。每一个教师节前夕，都必给当年的中学老师写信，一直坚持到他们离世。“老师是我们每个人的指路人，很希望全社会都来尊重这个职业。”

　　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决议，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教师节。

　　王梓坤说，教师节的设立，绝对是一种时代产物，而非某几个人、某所学校就能“一呼百应”的。他说，当时，从中央领导层对教育的重视，到整个社会的呼声，使人们认识到：重视教师就是重视教育，重视教育才是祖国未来所在。

　　他永远难忘第一个教师节的场景。那是1985年9月10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到会祝贺。集会上，有4位学生每人举起一个字，组成“教师万岁”，那场景，让王梓坤一生难忘。

　　王梓坤更欣慰的是：从第二个教师节开始，全国各个省份的大城市，都开始隆重庆祝教师节，教师节逐渐成为国家各级各类部门为教育、教师办实事的重要载体。“当年的教师节并没有什么物质上的奖励，但精神层面的满足，已经让教师非常欣慰。”现在，并不是只有教师节才会引起关注，对教师、教育的重视，开始常态化了。

　　【其思】

　　距26年前的倡议目标，还有一些距离

　　以一个“倡议者”身份旁观这25年教师地位的变化，王梓坤是否满意呢？现在的尊师重教社会风气，又是否达到他当年倡议时的预期呢？

　　听到这个问题，王梓坤依然保持着一个数学家的理性。“我给教师地位变化打80分”。

　　他的理由是：这30年，教育事业突飞猛进，高校教师和学生的工作条件、学习条件，乃至生活条件都有了很大改善，工资收入逐年提高，事业平台拓宽，教师对职业身份的认同感，更增强了教师工作的价值。“教师荣誉感增强，这是非常大的进步。”

　　不过，他也坦言，距当年倡议“教师节”时的理想目标，还有一些差距。同样是以一个数学家的方式，他这样描述着“差距”的程度：

　　中央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支持力度，“做得比较好”；教师的地位和待遇，“比以前大有进步”；各地落实教师政策的执行情况，“有待提高”；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需要逐步形成”……

　　王梓坤说，许多变化喜中带忧。这么些年，各地都舍得对教育建设大笔投入，当然是好事，但许多是借债建楼，只为了“政绩”；还有些只顾着硬件投入，忽略了教育软环境的建设，特别是农村教师欠薪还很突出。

　　当然，最让王先生耿耿于怀的，是依然浓厚的官本位思想。“这非常不利于整个社会尊师重教的氛围的形成。”“教师的尊严，应该表现在他们有足够的底气和自信在官员面前平视而非仰视。”

　　王梓坤表示，中国的教育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但是，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每年做几件实事，几年之后，变化就会很大了。

　　“这才是对教师节最好的庆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