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清华
五十年后,杨绛在接受访谈时,针对“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一九四九年时完全可以离开内地的,为什么留下了呢”的问题,答道:“很奇怪,现在的人连这一点都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当时离开有三个选择,一是去台湾,二是去香港,三是去国外。我们当然不肯和一个不争气的统治者去台湾;香港是个商业码头,我们是文化人,不愿去。”“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政客的口号和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是两回事。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这确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里话。
上海于当年五月获得解放。这时,杨绛、钱钟书已接到清华大学的聘函。据说,北平和平解放后,他们两人的老友吴晗和钱俊瑞受中共中央委托,对北大、清华实行接管工作。随后,吴晗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聘请杨绛夫妇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出自吴晗的主意。
这样,杨绛举家离开上海,定居北京,开始了新生活,从此再也没有离开京城(除“文革”、“五七干校”之外)。杨绛、钱钟书曾在清华求学,度过了终身难忘的学生生涯,如今他们双双又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将在这里执掌教鞭。他们夫妇于八月二十四日携带女儿,登上火车,二十六日到达清华。
钱钟书主要是指导研究生。杨绛是兼任教授,因为按清华的旧规定,夫妻不能在同校一起当专任教授。兼任就是按钟点计工资,工资很少。对此她就自称“散工”。后来清华废了旧规,系主任请杨绛当专任教授,她却只愿做“散工”。她自己认为,因为她未经“改造”,未能适应,借“散工”之名,可以“逃会”。妇女会开学习会,她不参加,因为自己不是家庭妇女。教职员开学习会,她也不参加,因为她还没有专职,只是“散工”。杨绛曾应系里的需要,增添一门到两门课,其实已经够专任的职责了,但是她为了逃避开会,坚持做“散工”,直到“三反”运动。
在他们夫妇的眼里,清华园变了,变得比以前更加热闹,变得比以前更加陌生。好在有不少老朋友、老同学、老同事与他们在一起,如吴晗、金岳霖、浦江清、冯友兰、吴组缃、温德等人都在清华任教授,杨绛心忖,他们可以相互帮助,相互砥砺,共创未来。
苦中求乐
杨绛寄寓杨村的时候,房东家的猫儿给她来了个恶作剧。他们屋里晚上点一盏油灯,挂在门口墙上。杨绛的床离门最远,几乎全在黑影里。有一晚,她和同屋伙伴儿在井边洗漱完毕,回房睡觉,忽发现床上有两堆东西。她幸未冒冒失失用手去摸,先打开手电一照,只见血淋淋一只死鼠。他们谁也不敢拿手去拈。杨绛战战兢兢移开枕被,和同伴提着床单的四角,把死鼠抖在后院沤肥的垃圾堆上。第二天,她大清早就起来洗单子,汲了一桶又一桶的井水,洗了又洗,晒干后又洗,那血迹好像永远洗不掉。
杨绛遇见钱钟书,就把这桩倒霉事告诉他,说猫儿“以腐鼠‘饷’我”。钱钟书安慰妻子说:
“这是吉兆,也许你要离开此处了。死鼠内脏和身躯分成两堆,离也;鼠者,处也。”杨绛听了大笑,凭他运用多么巧妙的圆梦术或拆字法,也不能叫她相信他为她编造的好话。她大可仿效大字报上的语调,向他大喝一声:
“你的思想根源,昭然若揭!想离开此地吗?休想!”
这年年底,钱钟书到菜园来相会时,告诉杨绛一件意外的传闻。
当时钱钟书在邮电所,帮助那里的工作同志辨认难字,寻出偏僻的地名,解决不少问题,所以很受器重,经常得到茶水款待。当地人称煮开的水为“茶”,款待他的却真是茶叶沏的茶。那位同志透露了一个消息给他。据说北京打电报给学部干校,叫干校遣送一批“老弱病残”回京,“老弱病残”的名单上有他。
杨绛喜出望外。她想:“默存若能回家,和阿圆相依为命,我一人在干校就放心释虑;而且每年一度还可以回京探亲。当时双职工在息县干校的,尽管夫妻不在一处,也享不到这个权利。”
过了几天,他从邮电所领了邮件回来,破例过河来看杨绛,特来报告她传闻的话:回北京的“老弱病残”,批准的名单下来了,其中有他。
杨绛已在打算怎样为他收拾行李,急煎煎只等告知动身的日期。过了几天,他来看她时脸上还是静静的。她问:
“还没有公布吗?”
公布了。没有他。他告诉杨绛回京的有谁、有谁。杨绛的心直往下沉。没有误传,不会妄生希冀,就没有失望,也没有苦恼。
杨绛陪丈夫走到河边,回到窝棚,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心上反复思忖。难道自己的丈夫比别人“少壮”吗?她背诵着韩愈《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感触万端。她想到了他档案袋里的黑材料,肯定是这份材料在作祟!
杨绛想起这事仍然心上不服。过一天钱钟书到菜园来,杨绛就说:“必定是你的黑材料作祟。”他说无聊,事情已成定局,还管它什么作祟。杨绛承认自己无聊:妄想已属可笑,还念念在心,洒脱不了。
回家的是老弱病残。老弱病残已经送回,留下的就死心塌地,一辈子留在干校吧。杨绛痛苦地联想着。
一天,钱钟书路过菜园,杨绛指着窝棚说:
“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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