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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杜公并非只注重史源。在青壮年（大约在1980年他转到普林斯顿任教之前），他便在唐代经济、财政史等方面，发表过不少专题论文，涉及佛教庄园、佛寺经济、国有土地制、中国正史列传问题、宰相陆贽、水利灌溉、唐令式、敦煌文献、士族问题、商业和市场、藩镇、人口和瘟疫问题、官员群和科举等等（见文末他的著作目录），从此奠定了他的学术威望。这些论文在发表时往往都很有开创意义，比如他的第一篇论文，论安史乱后的盐铁使，早在1954年就面世，当时台、中、港的唐史学界都还没有注意到这课题。大陆学者何汝泉等人的相关著作，要到文革以后才开始陆续出现。 对杜公这一代的汉学家来说，文革也造成若干深远的影响。以他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第3册（隋唐政治篇）为例，编纂期间正逢文革动乱那十年，大陆的唐史研究几乎一片空白，各撰稿人也只能引用日本和台湾学人的著作。1979年此书出版时，文革才刚刚结束，但文革后二十多年，大陆的唐史研究突飞猛进，近年更是佳作不断，也开发了不少新领域。希望《剑桥中国史》第4册（隋唐制度篇）将来出版时可以迎头赶上。 杜公晚年除了撰写《唐代正史的修撰》和主编《剑桥中国史》外，同时也是汉学期刊AsiaMajor与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中华文史丛刊》（CambridgeStudiesinChineseHistory,Literature,andInstitutions）的总编辑。AsiaMajor历史悠久，1923创刊，至今仍然是中国文史学界享誉很高、排名在最前面的西文期刊之一，现由中研院史语所负责出版。《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则是一系列高质量的专书，对整个中国文史研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可惜这丛刊前几年因经费问题停止出书了。 即使在他年过65岁，杜公仍不断有新论文面世，而且在选题和创见上更胜于他青壮期的著作。其中有些还相当长篇，等于是一本小书。例如，他1996年发表的〈如何当皇帝〉（HowToBeanEmperor）便长达102页，细论唐代的皇权，并且把唐太宗的〈金镜〉和〈帝范〉翻译成英文，加上非常详尽的背景讨论和注释，再次展现他欧洲汉学的踏实学风。他在2000年那篇论吐蕃（西藏）的专文〈唐朝大战略中的吐蕃〉（TibetinTang’sGrandStrategy），论吐蕃和李唐争霸的种种，长达70多页，观点和国内史家很不相同，很有新见，值得留意。1994年那篇论〈唐朝的皇室〉（TheT’angImperialFamily），是这课题上很重要的一篇论文，长达60多页，厘清了李唐皇室的复杂面，特别是在各种皇室职官方面，至今中日唐史学界似还未有类似论著可比。 他去世前不久发表的那篇〈沉船遗宝：一艘十世纪沉船上的中国银锭〉（ChineseSilverBullioninaTenth-CenturyIndonesianWreck），也属长型论文。它甚至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是历史和海洋考古的结合，利用十世纪在今印尼水域沉没的一艘五代沉船上所捞起的银锭和其他文物，细考这些银锭的来源和背后的经济、运输和海外贸易等问题，属杜公晚年最有创见的一篇力作。他年迈仍然这样奋力勤勉做研究，又不断有新着发表，常给我不少启示和鼓舞。 杜公去世前几年，健康不佳，对中国大陆唐史研究的快速发展，大概有一种「时不我予」的感触，有几次在电邮中跟我谈到此事。大约在2004年尾，我把兰州大学中文系王勋成教授那本力作《唐代铨选与文学》[24]寄了一本送给杜公，向他大力推荐，说是「中国大陆过去二十年来在唐代制度，特别是在科举和铨选方面最佳的一本着作」。我之所以寄赠此书给他，是因为我知道他负责撰写《剑桥中国史》第4册隋唐制度部分唐代官僚体系专章。这跟王勋成的论述范围有很大的关系。 杜公很快就有回信，也盛赞此书，并跟我说，王教授「不单写得很清楚，想法也很清楚」（Henotonlywritesclearly,butalsothinksclearly）。他这样回复，是因为之前我跟他说，王教授的中文写得十分「口语化」（我当时用的英文是colloquial），写得很清楚，让人读起来十足过瘾，不像如今许多学术著作，常把很简单的东西，用很复杂的文句去写，故扮「高深」。 杜公为《剑桥中国史》所写的唐代官僚体系初稿，我曾经见过麦大维（DavidMcMullen）和包弼德（PeterBol）等人在他们的论著中引用，仅简单称为“TheBureaucracy”。近年来我自己也在研究唐代的官员群体，很想拜读他这篇初稿。但2005年初杜公回信说，那还是一个稿本，缺注释等部分，还得「加工」云云。当时他说他正忙于其他事，不久就会「回去修订此稿」，有结果会寄一份给我。但一直到他去世，都没有下文。我猜想他没有完成这部分的工作。 五、最温馨的回忆 杜公的学术道路坦顺，一生都在英美的一流名校任教。1955年他在剑桥大学取得博士的前一年，已开始在伦敦大学任教，1956年到1960他转到剑桥大学，1960年又回到伦敦大学，出任汉学讲座，那时他才不过35岁，可说是非常年轻的讲座教授。1967年他当选为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相当于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也不过是42岁。1968年他重返剑桥，出任讲座，直到1980年。他在剑桥培养了两个杰出的学生，一是杜德桥，一是麦大维。两人后来都在唐代文史研究上有出色的表现。杜公转到美国任教后，他的剑桥讲座便由杜德桥接任。杜德桥后来转任牛津的汉学讲座，接替退休的龙公，这个剑桥讲座便由麦大维担任，可谓师徒相传。 1980年秋天，杜公转到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任教，不久出任普大首任胡应湘讲座教授（GordonWuProfessorofChineseStudies），这是普大校友香港建筑商胡应湘所捐赠的一个讲座，直到1994才改为荣休（emeritus）教授。但他退休回剑桥老家，每年仍有一段时间回返普林斯顿，主持《剑桥中国史》的编务。我在1981年秋天入学后不久，便追随杜公念隋唐史，在他指导下写完博士论文毕业。回想起来，杜公在普大期间指导的博士生似乎不算太多，而且少数几个唐史博士生当中，竟有多位是华裔。在我念博士那段时期，杜公的华裔学生，除了我之外，还有黄清连兄和王贞平兄。清连兄比我早几年入普大，当时任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现已退休，改任教于玄奘大学历史系。贞平兄是中国大陆知名学者王利器先生的公子，于1983年入学，比我稍晚两年，是第一个跟杜公读唐史博士的中国大陆留学生，现任教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育学院。后来在杜公指导下写唐史博士论文的大陆学生，还有陆扬，1999年写完论文，毕业后曾留在母校普大东亚系任教多年，现转到美国堪萨斯大学（UniversityofKansas）历史系。 1980年代的普大东亚系，师资阵容强大，可说是鼎盛时期。在我求学期间，有三位史学大将坐镇：杜公、宋史专家刘子健老师和明清史专家牟复礼教授（FrederickMote）。英美的东亚系，中国史方面一般只有一两位老师。那时只有普大东亚系可以同时开设隋唐史、宋史和明清史的课程（近现代中国史则由历史系负责）。1986秋我毕业以后，余英时先生从耶鲁大学转到普大任教，普大东亚系恐怕是全美最好的一个。杜公是引领我走进隋唐史研究的老师。他对我影响最深的一点，就是他对唐代史料那种高度批判的态度，不免让我也经常在关注唐代史料的传承，流传中所经历的传本，以及新史料出现所引起的种种新问题。比如，近年唐代墓志的大量面世和出版，大大改变了唐史研究的风貌，改变了我们对旧有史料的评估，也改变了我们的选题和可以做的研究课题。我们拿墓志和两《唐书》列传来比对，常会发现两《唐书》的记载太过简略了，删去了许多精采的细节。例如，唐人的官历和官衔（我目前研究的重点之一），在两《唐书》中经常是混乱的，不但年代不清楚，还常被省略不书，尤其是在《新唐书》。 可惜杜公晚年已来不及利用这些新出土的墓志。他的《唐代正史的修撰》没有探讨《旧唐书》列传部分的史源，就是因为他在80年代写书时，唐代墓志正开始陆续出版，他觉得探究这些列传史源的时机还不成熟（premature，见该书页4）。否则，以他对唐代原始材料那种高度「批判」的态度和学风，他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刺激的时代，有那么多新出土的墓志材料可以运用。他从前的一些看法和推测，也可以得到墓志的证实或修正。 几年前，有一次我写电邮给他，提到在我们这个网路时代，像中研院汉籍全文电子资料库那样的新研究工具，如何改变了唐史研究。杜公不无感触地回信说，「我其实一直没有喜欢上电脑」（Ineverreallylikecomputers），又补了一句：「我属于另一个时代」（Ibelongtoanotherage）。实际上，杜公很早就在使用电脑。远在1980年代初，个人电脑还不是很流行的年代，我就见到他在研究室，用电话连线到普大电脑中心的大电脑，在进行《剑桥中国史》的文字编辑工作。那时他还跟我说起用电脑来修改文稿，是如何省时和容易的事。但或许他长年用书本和纸本来查找资料，对电子资料库这种新玩意，毕竟还有些抗拒。倒是他在《史家、读者与时间的流逝》这本演讲集中，有几处谈到了电子文本对现代史学研究的冲击。 我对杜公最温馨的一个回忆片段，常停留在1981年某个秋日下午五点左右。当时，天色快黑了。我刚从壮思堂（JonesHall）的东亚系办公室走出来，拐过门外那条长廊，正要打开走道上那个侧边小门离去时，杜公正好在廊上另一端见到我。他快步走过来，把我叫住：「Mr.Lai，你甚么时候得空，可以来看看我吗？我们还没有好好谈过呢。」 这是秋天开学不久的事。其实，在这之前，他已经叫过我一次，要我找个时间跟他好好「谈一谈」。我知道，这会是小学徒见大师傅的第一次谈话，有点惶恐，得准备准备。但我那时初到异国，一切忙乱，实在还没有培养好足够的勇气，去拜见西方一位最权威的唐史专家。想不到，这位大师傅竟追过来，把小学徒叫住，那么亲切地要小学徒去见他，我还能拖延不去吗？于是，我跟他约好一个时间去拜会他。 就在第一次导生见导师的会面上，杜公跟我提起了他「从前的老师」，也是我「老师的老师」龙彼得龙公，从而开启了我们这段师徒之缘。 *作者现为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专任副教授。本文在修订期间，获得王秋桂老师、王贞平、陈珏、陆扬、冀小斌和朱玉麒诸兄及我的学生范玫宜提供改进意见或资料，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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