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概会有这样一个共识：光头暗指囚徒。而我现在谈到的这位光头诗人，叫廖亦武。为什么要谈论他，因为他最近在法国出版的诗集《犯人的祖国》，就有这样一个关于囚徒的隐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廖亦武在诗坛上大名鼎鼎。我去涪陵地区《乌江》文学杂志社做临时工，当一名打字员，办公的老行署正好跟廖亦武的妻子在同一座旧楼。我从他妻子那儿借来一本他收藏的书，是惠特曼的《草叶集》。而他，那时被关进监狱不久。

　　我见过他的照片，蓄的长头发，胡子跟惠特曼一样，都是大胡子。这样的人在我的眼里，天生就具有一种艺术气质。

　　我先作一个交待：廖亦武是因为爱情从成都到的涪陵。涪陵并不是一个开化的城市，但和整个中国走向开放的世界有关，现代文明的种子也在四处萌芽。而成都得风气之先，在现代诗的发展史上被尊称为“延安”。廖亦武显然是不安分的“燎原之火”，他到了涪陵，把自己所在单位涪陵地区群众艺术馆的内刊《巴国文风》，偷梁换柱，转换成第三代诗人发表先锋诗歌的阵地。诗人的疯狂，和人本能的政治诉求，一并高涨，不分彼此。这是他后来入狱的直接祸患。

　　诗人皆兄弟，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形成了一个迷人的“诗歌江湖 ”，九十年代消散；到九十年代末和本世纪初，一些不甚入流的诗人拿来作为文化口角操练，又为另一些自命不凡的诗人杜绝和不齿。因此，当廖亦武坐四年牢从监狱出来，世界对他来说已完全改变。以前大家一起写诗混的朋友，都以不同的方式挣钱从俗而去。每个人仿佛一夜之间都振振有词地找到了生活的理由。事实上，生活的理由从来就不缺乏，而不生活才要找出理由来。因此，在廖亦武看来，这是一代人对诗歌精神和文化精神的背叛。一本《中国底层访谈录》的书，隐含了他对同时代人的冷嘲和热讽。但做这样的事情，除了把朋友们都得罪完，对于改变整个社会潮流并无什么实际的成效。好在他因此获得了一个做口述史的方法，行走民间，四处寻访，客观记录冤假错案，地主身世，自称为复原历史真相的“记忆工作者”。从此，他不再以诗人自居，也不屑于与诗人朋友们为伍。他内心的某种理想，整个社会气氛也不支持，却与政府的反对者和异议人士合成一气。这样一来，再要谈起他作为一个诗人如何如何，这在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土壤里，也许没有人明确地公布过一个什么规定，但大家却出奇地心领神会，统一视为禁忌。

　　关于理想，不知有多少人认识到这样一个通俗的定律：你只要怀有理想，如果生在农村，必然向往城市；如果生在城市，必然向往大城市；如果生在大城市，必然向往国外。我沿着这个定律，从涪陵到了成都，廖亦武的妻子给了我帮助。当廖亦武出狱后，他没有再回涪陵去生活，我们就在成都见面了。这非常的自然。廖亦武的老爸老妈在成都，有自己的住房，廖亦武跟一个大孩子一样住在父母家里，每天吃吃喝喝，一时没有着落。他的妻子在他出狱后不久跟他提出离婚。这是一个悲剧，似乎不可避免。也许时间可以化解这个悲剧，可以停止一切不再发生。但我们已不是靠等待时间过活的古人，而是被时间追着疯跑的现代人。完好的东西尚且要被千方百计地破坏以求变，已经破裂了的，就不可能再有修复的可能。这真是时代生活中最凄惨的事情。

　　廖亦武在监狱跟一位老和尚学到一门吹箫的手艺，他非常自得，幻想着有一天若出了国，这门手艺就能养活自己，不至于被饿死。可他的妻子听不惯这箫的声音。他在监狱里被迫剪成的光头，出狱后继续光着，他的妻子不能接受这个做法。似乎一切个性的，一切艺术的气质，至少在那样的一个时刻，都不可能再被接受。有时候，我们得体谅女人。

　　他爱抚女儿的脸，动作也显得极为生硬，突然伸出手去，碰一下又缩回来，简直是在“偷袭 ”。女儿很警觉，光头爸爸来了，她怕，把口水吐到他的头上。在此要特别说明，廖亦武刚入狱时，妻子正怀着这个女儿，女儿还没有出生就做了一件好事，让妈妈很快就从牢里得以释放。《犯人的祖国》里有一首诗，写到了他与女儿这种生疏紧张的关系。廖亦武是祖国的逃犯，被关在了监狱，女儿是他的逃犯，可他却没有什么地方能关住女儿。

　　廖亦武出狱后，曾以国外的《倾向》为榜样，在成都创办了民刊《知识分子》，他想重新界定，探讨知识分子的价值和行为方式。因不为当地安全部门见容，只办了两期，就被强令停止。后来，得到北京一些朋友的帮助，他又主编了一本书《沉沦的圣殿》，对“朦胧诗”前后的诗歌源流作出了清晰的梳理，让人们对诗歌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曾起到过的作用，有了一个全面的历史性感知。这本书也被禁止销售。此后，在主流文化舞台上，他几乎没有任何活动的余地，更谈不上再有什么作为。当然，对于我们这么大的一片国土，一个活人完全就可以好像不存在，这也是一个奇迹。

　　获益于廖亦武的社会关系，我到北京求学。他的确是结交了一些“死党”。在成都时，我们一起骑自行车在三环路上行走，他问我：你有什么理想？我想自己不过是一个小人物，还谈什么理想，因此惶惑。我反问他：你呢？有什么理想？他回答：如果我有什么理想的话，还是想去流浪。那时，我26岁，该安居乐业；他差不多38岁，正好跟我现在的年龄一样。这个对话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去北京，两年后去了新疆，然后回重庆老家乡居大半年，最后又折回北京。现在回头去看，这些生活不就是在流浪吗？

　　曾经，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北京没有工作，廖亦武也觉得这简直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可能心里还觉得是自己害了我。但事实上，在北京有很多像我这样从外省来北京混的艺术青年，大家自然结为朋友，相互理解和帮助。我很幸运，没有像他所担心的那样活不下去。我们再见面时，他好奇地探究我变了没有。他不能接受那种变了的人，是指忘了本的人。如果还没有忘本呢？也许他认为我就是这样，因为他有些自豪地跟最好的朋友说，我是他带出来的“徒弟”。他还保持着江湖上的那一套说法，我不是很习惯，但觉得是一件好玩的事。要说他自比“师傅”，在我离开成都时，确实有过一番教导，意思是说一个人做一件事就要做好，一件一件积累起来，事情自然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转机。

　　2003年，廖亦武到北京来，问我借录音机。他要去北京南站附近的上访村采访。我送录音机给他时，见一大帮朋友，还有国外的媒体记者，大家一起共进午餐。当时，有国安便衣人员在朝我们盯看。过后不几天，我主编的学术网站被关闭。我跟廖亦武离了婚的妻子讲起过这些巧遇，她劝我跟廖亦武打交道时要小心一些。我身边的几位好朋友，也劝我要跟廖亦武断绝往来，以免麻烦惹到自己的身上。廖亦武像自觉知道了这些情况似的，以后来北京不再跟我联系。

　　在我的生命中，有两种类型的男人：一类是我的爷爷，非常重义气，说话做事心直口快，属于性情中人；一类是我的父亲，为人诚恳，性格随和，做事稳重。我和我爷爷这类人有距离，但能达到神交。相反，我和我父亲这类人就不分彼此，言行默契。廖亦武属于我爷爷那种类型的男人。我能理解他的很多作为，他的天真，他的本能，他的笨拙，他开的所有的玩笑和他开玩笑的各种方式，包括他的野心等等。不管实际上他做过什么事情，哪怕是一个国家都误以为，他就是做事情中的那个人，这也是不准确的。因为他惯于表演，事实上，这是一种艺术天赋；也许，他应该有一些做演员的机会，来发挥他这样的才能。

　　他在诗歌写作中，把自己从灵魂和肉体中分离出来，叫廖亦武。他又从廖亦武中分离出来，叫阿拉法威，叫老威。一个名字对他来说远远不够，他始终要让名字活动起来，有些不一样的东西出现。叫他光头诗人，他可能会调皮地嘿嘿憨笑。我们的人生命运，都是变化无常的，廖亦武可能会有别的什么其它的角色，但我认为，他首先是一位优秀的诗人。

　　回过头来，我还是接着开头的话说：光头暗指囚徒。在写作上，光头含有一个隐喻。我不能说有文学的地方就有隐喻，但我可以说，有隐喻的地方肯定包含有文学。我也写过一首题为《剃头匠》的诗，里面也含有光头的隐喻。喻示社会是一座监狱，而我们是生活的囚徒。比我还年轻的诗人梦呓为了反驳我的思想，写了《真实的乡村之夜》，他“陶醉于创造的喜悦”。坦白地说，我们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表达，不是直接受到廖亦武的影响，但可以说，我们是在同一个隐喻下写作。我认为，类似的影响应当主动去接受。有领会就能获益。直觉告诉我，“光头”含有人的生命与思想。正如李白的“月亮”，含有人的浪漫与乡愁。这些都是我们内心最为深沉的情怀。

　　头顶一片天，脚踏一方土，这是何等的豪情。家长在教育孩子时，不听话的，就敲头。犯难的事，我们觉得头大。犯了错误，脑袋要挨修理。坚持自己的意见，称为是脑壳不开窍。糊里糊涂，也就是蒙头蒙脑。事情做得不漂亮，指这人没头脑。晃头晃脑的，总是让人看不惯。发表自由言论，脑壳进了水。持不同的政治立场，是提着头在耍。进了监狱，就剃成光头。脑袋开花，是指挨了枪子。但是，杀人不过头点地。谁的后脑勺上又长了眼睛呢？以上，关于头的民俗谚语，贯穿了我们整个的生命体验。喜剧的，有大头大头，下雨不愁。励志的，有头悬粱锥刺骨。诗意的，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世俗的，头头脑脑，要打点好。混世的，说得头头是道。这样说下去，最后要看得我们头昏眼花，走起路来头重脚轻。罢了，这也是评书的好段子。

　　对中国传统精神力量深有领悟的鲁迅先生，在小说《铸剑》里，写到了一个平民向黄帝复仇的故事。两颗人头的博杀。两颗人头在水中死战，他们就如饿鸡啄米一般，一顿乱咬。这也是光头，没有了身子，光只有头。各种力量悬殊的斗争充满了极权社会的全部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