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喜欢把戏文中古时候升堂定案的叫判官，好象他们就能主持公道。村上的老徐头因为啥事他都能跟着搀和，又都能站在中间人的立场上说话，时间长了，老老小小都叫他判官，后来许多邻里纠纷就找他论个是非，只要是他说谁对，大家也就跟着规劝双方，“老徐说了”竟成了最后的裁决。

    刚解放的时候，各村要搞互助组，那些有劳力、有农具的不愿意和那些孤儿寡母们搭伙，这样，整个南马村最后就剩12户实行不了互助。那时候老徐还年轻，他毅然说服两房哥嫂，硬是把那些困难户带上了富裕路，后来工作队就委派他当了小村长。从那时候起，老徐俨然真的是个判官，啥事情他都能弄个青红皂白，以至后来大队上有点挠头事，都说：问老徐去。抗美援朝时，村上许多年轻人想参军，可是那些老人死活不同意，有的竟然让孩子剁了手指头。眼看许多大小伙子和家人闹得鸡飞狗跳，老徐特别上火。最后，老徐把全村的老少集合起来，先宣布他四弟算上一个，其他人抓阄定名额。最后，那些抓着阄的就像得了圣旨，回家告诉老人：老徐定的。尽管那些家长有想法也只好作罢。后来，有3个年轻人在朝鲜牺牲了，这些家长把老徐骂翻了八代祖宗。老徐也不生气，同时宣布：村上所有人员以后要先帮烈属把地种完，烈属的公粮各户分摊，他这“政策”一直延续到至今。村干部换了好几茬，对烈属的优扶政策只有一句话：当时是老徐定的。

    老徐不识字，政策水平和政治觉悟当然有差距，所以他这个判官有时候就要受折磨。文革时期，生产队的年轻人都跑去闹革命，地荒着没人种，生产队长也被赶下了台，眼看着农民连口粮都收不上来，老徐在老槐树下像唱戏一样的骂了三天，第四天开始，男女老少都下了地。到秋天有几个造反小头目来分粮食，老徐说：你们革命派不吃粮，有马克思给你们分粮啊。矛盾闹到了革委会，大头头们要批判老徐，说他迫害革命小将，要让他游街。可是老徐把粮食已经分了，这几个小头目吃了哑巴亏，就让老徐挂着破坏革命的牌子游街，老徐竟然挂着牌子笑眯眯地逢人就说：难怪这些人要闹革命，原来闹革命可以不种地啊。没想到他这一整，戴上了破坏革命的帽子，连孩子上学都受了影响。

    老徐当判官，连公家事和干部事他都管。分田到户的时候，一些干部靠自己的权力，把土质好靠家近的地分给亲戚朋友。老徐在老槐树下“升堂”，他把村上年纪大的老人请来，有理有据的把地分成46份，全村没一家有意见，他让每家出一个代表签字画押，把那方案送给了乡政府。这下可就乱了套，村、组干部被晒在一边，两级组织说了不算，这成何体统？幸亏老乡长办法多，他把村干部和老徐他们都请来，搞一次民主投票，实际上是让那些干部下得了台。从此，“老徐说的”有时候比干部管用。2005年，村里年轻人都跑出去打工，地没人种了，干部们急得火烧眉目。都来请老徐出出注意，他们知道，这些人听他的。老徐既不谈政策也不讲民主，他就和几个老头子通个气就宣布：不愿种地的，把地给愿意种的，不种地的各种税费摊派只好自己负责。他这一宣布，许多人都回来种了地，不愿种的地也有人代种，总算没让地荒着。乡里后来问他啥政策规定的。他说：不让地荒着就是道理。最后，南马村的干部到乡里回报工作，只要说老徐说的，乡长就笑着说：这个老徐，死了后看谁接着说。

    判官难断家务事，还真是那么回事。老徐一遇到家事他就没了词，有时候这个判官也会吃亏走板。老徐的父母以前都是靠当官的老四养着，后来老四犯了事，老俩口就从县城回到老屋来，生活上如何摊派呢？几房媳妇闹得不可开交，她们不是不愿伺候老人，而是老二家占着6间老屋，其他兄弟都是3间偏房，既然多住老屋，就该多承当责任，可是老二媳妇说都是爹娘养的，凭什么要他家多摊派一些。兄弟几个数老大最蔫巴，一时都没了章程。老徐一看这当儿女的为了父母如此躲避推诿，他最后说：父母一辈子不容易，既然你们都困难，那老人就和我过吧。判官这一说，徐夫人和他整整一个月没搭腔，有时候白他一眼：就你头大啊。可是两个嫂子背后却说：爸妈那些存款这下可全是老三的了。明白人都说：老徐这判官，轮到自家事就没辙了。

    判官老徐最后一次说了算是2008年，高速公路要从村上通过，村民们不想离开故土，动迁费也嫌给的太少，他们聚集起来要到镇上闹事，不给个说法就不搬家。老徐看着自己家那刚盖好的小楼，看着父母那些老屋和场院，他难受地劝说大家，要以国家为重，要听乡政府的，他表态：第一个把祖坟迁走，第一家去新场地建房，第一个在动迁协议上签字。说完，他含着眼泪看了看村西那块坟地，从此再没过问任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