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陈伯达和林彪在历史上没有联系和瓜葛，后来是因为林彪经常请陈伯达去毛家湾看电影，所以他们才渐渐走近的。陈伯达还说，其实他也不大愿意看电影，只不过是借着看电影的机会跟林彪联络。林彪为什么需要陈伯达呢？因为林彪曾说过“我手下只有将，而没有相”，而陈伯达正好是相，所以两人彼此需要才走到了一起。

·         这部传记展现了陈伯达整个人生的沉浮经历，相信每位读者看完后各有不同的评价。作为曾多次采访了陈伯达本人和相关知情人，请您用凝练的语言评价您眼中的陈伯达？或者您认为哪个对他的概括和评价是最恰当的？

答：还是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他最贴切，他曾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个疯狂的年代，我是个发疯的人”。

第五部分：写作感悟

·          陈伯达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物，您写的这本《陈伯达传》在送审过程中的情况如何？

答：这次《陈伯达传》送审可以说比较顺利，而且是经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两家审读，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准予发行，因此这本书的出版手续非常齐全。这次《陈伯达传》的审读工作很仔细，比如需要修改的地方，具体的页码，改正的原因，有的修改审读者还标明文献的出处，甚至还具体到了标点符号的修改。比如中央文革小组，我之前一直加了引号，审稿后，所有的引号都去掉了，审读者指出，中央文革小组这一名称当时是中共中央认可的，所以不必加引号。再如“5·16”需要加上引号，而《5·16通知》则需要加上书名号，等等。所以我很敬重这样的细致的审读者。

·         这么敏感的书稿是如何一次性通过审查的，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答：在我写这类重大政治题材的书的时候， “小尾巴”极其重要。“小尾巴”就是页下注，也就是说书中重要的话一定要注明出处，比如作者、书名、页数、出版社、出版年份等都需要注明；再如，文中材料的采访来源，要注明接受采访的人名、时间、地点。写《陈伯达传》的时候，很注意“小尾巴”，这也是我的书容易通过的原因。审查者一看都有出处。作为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的写作者，应该特别注意这些细节。更重要的是，要按照中共中央有关“文革”的文件、决议精神来写作，准确把握政治尺度。尤其是依据1981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来写作《陈伯达传》。

·         相对于写正面人物的传记，像陈伯达这样特殊的人物，在写作过程中，如何更加客观公平来写他们？

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临终时，跟他的儿子说，“把我去世的消息告诉叶永烈，他是可信赖的朋友”。因为王力与我的交往很多，仅他的亲笔信我就保留了45封。像王力、陈伯达这些人，虽然是“文革”的罪人，但他们是历史的当事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平等地对待他们、尊重他们。

我认为作为一名作者，还应该对传主有自己明确的判断。“文革”中的中共中央文件，给陈伯达戴了五顶帽子，即“叛徒、特务、反共老手、托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采访过程中，我对陈伯达说，这五顶帽子我觉得都不存在。这份中共中央文件我仔细看过之后，里面有很多疑问，比如“反共老手”这个罪名，之前陈伯达写过很多批判蒋介石、国民党的文章，怎么会是“反共老手”?他曾经被捕，但是没有叛变，不是叛徒。他也不是特务。他在莫斯科只是跟托派有点接触，不能算托派，更何况随着托罗斯基平反，托派本身也要重新评价。至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文革”语言，这个罪名也不能成立。所以我逐一否定了加在陈伯达头上的五顶帽子。我认为写人物传记，尤其是像陈伯达这样的错综复杂的人物，作者一定要有自己的准确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