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写作初衷

·         您在序言中说，当初写《“四人帮”的兴亡》才关注到了陈伯达这个关键人物。他的关键性作用体现在哪儿？

答：我当时在写《四人帮兴亡》时，发现这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是第一副组长，张春桥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姚文元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想写好他们，就必须了解他们的组长陈伯达。

陈伯达的情况与上述三人的情况不一样，这是由于他除了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外，他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当时他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所以说这个人很重要。

·         《陈伯达传》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本关于他的传记，也是当前图书市场中唯一一部合法的版本，除了上述原因，写这本书还有什么原因？

答：发现陈伯达的重要性以后，我开始查阅关于他的资料，才发现他的公开发表的生平资料仅有一千多字，这对于一个在历史中如此重要人物来说，太不可思议了。

另，我写传主有三个条件，第一，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第二，没人写过。第三，传主在世且愿意接受采访。这三条陈伯达都符合。比如当时陈伯达的知名度很高，他既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又是毛泽东政治秘书；当时只有关于他千字左右的文字介绍，因此透明度差。且当时直觉告诉我，陈伯达这个人很有采访价值。至于最后以什么形式呈现并没有想好。

·         您写过很多部人物传记，这部《陈伯达传》是您比较看重的一部传记作品。

答：这本书的特点就是独家，我是陈伯达晚年唯一的采访者，当时我一共采访了陈伯达和他的儿子陈晓农11次，录了25盘磁带。另外，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就是包含了陈伯达大量的口述，很多是党史资料中所没有的。此外，陈伯达的一生，折射了中国很重要的一段历史，所以说写陈伯达也等于写了一段中国重要的历史。

第二部分：采访过程

·         1988年10月陈伯达刑满释放，即便如此，他仍然是一个敏感人物，想要采访到他仍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当时采访他的时候没有犹豫过吗？

答：记得很清楚，前些年有位《人民日报》的记者很好奇我为什么去采访陈伯达。因为人民日报社就在陈伯达家附近，他也知道陈伯达的住址，但当时陈伯达是个非常敏感的人物，所以他一直没敢采访。他很好奇我的胆子怎么那样大，于是还跟朋友来看我。其实我也很好奇他为什么没有采访陈伯达，他说：“我怕犯政治错误”。

·         采访陈伯达有一定的难度，您是经历了哪些曲折？

答：采访陈伯达有一定的难度。首先要得到公安部门的同意，当时公安部的相关人员就住在他家隔壁。如果没有公安部的同意，根本就不可能采访到陈伯达。我得知公安部为陈伯达举行获释仪式之后便专程赶往北京，住在公安部招待所。那里进进出出的都是大盖帽，唯我穿便衣。居然有人称我是“上海局的便衣”。

最难的是陈伯达本人。当时的陈伯达已经83岁了，他不希望有人来打扰他的晚年生活，尤其不想说出当年的事情，所以他最开始是拒绝采访的。他说，“公安部要提审我，我不能不回答公安部的问题。叶永烈要采访我，我可以不理他。”怎么办？于是，我先对他周围的人进行了采访，包括他的儿子，四任秘书，他的司机、公务员、警卫员等人，之后才联系陈伯达本人。由于我对他提出的问题都能作出满意的回答，最后他才同意了我的采访。当然，能够顺利采访到陈伯达，他的儿子陈晓农功不可没，他为我提供了很多材料。

第三部分：内容看点

·         据悉，《陈伯达传》透露了大量档案中所没有的信息，具有较大的保存价值。请您介绍一下。

答：写陈伯达也相当于写了一部中共中央文件的起草史。陈伯达担任毛泽东30多年的政治秘书，很多重要的文件都是由陈伯达来起草的，这些文件多少年后依然可以查到。但是这些文件怎么起草的很重要，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纲领性文件，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十六条》，中苏论战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二十五条》（就是中共中央回复苏共中央关于共产主义的总路线问题），等等，都出自陈伯达之手。

书中披露了中苏论战《二十五条》的背后故事。当时中苏论战，毛泽东让陈伯达为中共中央起草一篇回答苏共中央的信，毛泽东主席把陈伯达找来，对他说了一句话：“我要的是张燮林式的，不要庄则栋式的。”开始陈伯达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因为他不懂乒乓球。后来找专家求解，才知道，原来庄则栋的打球的特点是攻球，张燮林的特点是削球，是防守。陈伯达终于恍然大悟，明白了毛泽东要他写这篇文章的要旨：是要正面阐述中共中央总路线的意见，而不是逐条批驳苏共中央的公开信。随后，他就将毛泽东历年来关于共产主义总路线的论述列出了二十五条，毛泽东一看，当即说：很好！一句话就通过了，这时陈伯达心里的石头才落了下来。

陈伯达入狱时大喊自己曾经在阜平做过一件好事，到底是什么事呢？如果不亲耳听他讲述，将永远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原来陈伯达被关进秦城监狱的时间为1971年9月13日，这一天发生了著名的“九·一三”事件。那时，林彪的飞机还在天上，一批大汉去陈伯达家将其逮捕。采访陈伯达时，他说在那天夜里黑茫茫的，汽车开了好久，才到了秦城监狱（在此之前，他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二号人物，实际上一直被关在家中软禁）。当陈伯达被押到秦城监狱门口时，他大喊了一声：“在阜平，我做过一件好事。”原来毛泽东在河北阜平时，国民党突然轰炸他的住所，在飞机轰炸之前，他赶到毛泽东住所，跟别人一起把毛泽东成功转移到安全地点，就这样救了毛泽东一命。过了没多久，毛泽东果然下了批示，说“生活上不要苛待他。”接下来，陈伯达从一个几平米的监牢搬到了一个二层小楼里，而且每天都有专门的厨师为他做饭，每周一个菜谱，甚至还可以提意见。陈伯达说“比我在家里吃的好多了。”

·         陈伯达是如何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以至于最后成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的？

答：陈伯达为什么比张春桥和姚文元重要呢，因为他延安时期就在毛泽东身边。我第一次采访陈伯达时，就是让他谈你怎么成为毛泽东主席的秘书。

陈伯达讲，去延安之前，他是中共北平市委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也就是说他当时的职务是中共北平市委书记。他与江青的前夫黄敬一起进入延安，到了延安他才知道，延安的掌权者大都是长征的干部，而自己从白区到这里人生地不熟，在延安他被分配到马列学院当教员。有一次开研讨会，是关于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还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那次会议上，有人主张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也有人以为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陈伯达对此进行了发言，认为孙中山是半资产阶级、半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一听，觉得他这个观念很特别，开完会后就把他留下来，陪同他一起请一个美国记者吃饭。在吃饭的过程中，他又与毛泽东一起说起孔子、谈老子，聊得很投机，不知不觉中把一起吃饭的美国记者晾在一边。从此以后，他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这是他从“小小老百姓”成为毛泽东身边的政治秘书的重要转折。

·         陈伯达的秘书姚洛用一个“诡”字来形容他，这个“诡”字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为什么用“诡”来形容他呢，因为他总是打听毛泽东的一举一动。这也与他工作性质有关，很多重要文件，需要领悟毛泽东的思想，所以毛泽东的一举一动尤为重要。作为一名政治秘书，陈伯达与田家英（毛泽东的生活秘书）不同，他只有有事的时候才能见到毛泽东，而且毛泽东每次叫他时，都会谈论严肃的事情。所以陈伯达才需要到处打听毛泽东的一举一动，以此揣摩毛泽东当下的思想。其实，当年上海的市委书记柯庆施的看家本领也是这个。有时候会跟错了，比如庐山会议时，毛泽东本来的意思是这个，后来陈伯达领悟的却是相反的意思，发现后再想改变，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就挨了批评。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论陈伯达现象》，不光是陈伯达，那些笔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也都是如此。

第四部分：关于陈伯达其人

·         据您了解，陈伯达的晚年生活状态是怎样的？采访过程中，您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答：他对早年的事情记忆清晰，但对晚年的事情却常常忘记。比如过一段时间给他打针的护士进门说：“陈老，我是谁？”他说：“我记不清楚了。”可是他小时候的事情和他早年他的嫂嫂对他母亲不好的事情，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还有他写给郁达夫的那首诗，他记得很清楚，采访过程中，他当场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来，并且将郁达夫当初删掉的字都记得清清楚楚。

·          陈伯达学识渊博，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往往用“老夫子”戏称他，周恩来曾称赞他是我们党最好的理论家。您在采访他时，让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答：陈伯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句话，他说：“我的本事也就是把毛泽东的一句话变成一篇《人民日报》社论。”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晚年，往往只说一、两句关键性的话，人称“最高批示”，很多阐述毛泽东的思想文章都是由陈伯达来写的，可以说陈伯达这个“大秀才”的本事就是领悟毛泽东所思所想，将其变成一篇《人民日报》社论或者《红旗》杂志社论。毛泽东也恰恰看中了陈伯达这一点。

其实早年的陈伯达，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观点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一位思想家，三四十年代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就是他发起的，可见他这个理论家对思想界的影响。可是他做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以后，就慢慢走上了另外一条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         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相比姚文元、张春桥等人被处以死刑，陈伯达被判了18年监禁，为什么没有给他判死刑？

答：因为陈伯达在1970年在庐山会议上，就被打倒了，所以“文革”后期很多事情就与他无关了。另外，他的所作所为大都是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做的，所以没有判他死刑。

·         陈伯达说“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您认为造成他这一“悲剧”的个人原因和时代原因分别是什么？

答：陈伯达始终认为自己是毛泽东主席忠实的学生。跟随主席身边那么多年，他可谓言听计从。采访陈伯达时，他说出了自己的“苦衷”，他说：“在庐山会议上，主席写《我的一点意见》称‘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句话让我感到非常伤心。”他说：“我们怎么会从来没有配合过，如果没有配合过哪会有那么多中央文件和社论呢?”所以他认为毛泽东对他批评过头了。即便如此，他对毛泽东主席仍然很感恩，他多次对我说，“我是个‘小小老百姓’，有幸在主席身边，得到主席的培养，没有主席就没有我”。但他对江青意见却很大，他说江青这个人很傲，心眼小，在中央文革小组就想夺走自己组长的权力。后来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当了“第一副组长”，陈伯达说根本就没有“第一副组长”这一职务，怎么来的呢？据陈伯达回忆，1966年8月下旬，陈伯达患肺炎，发烧至40摄氏度，住入北京301医院。住院期间江青代理他当组长，再后来等陈伯达出院后，江青就成为了“第一副组长”。由于跟主席走得近，因此江青就更不把陈伯达这个“老夫子”放在眼里了。随着中央文革小组权力越来越大，江青当组长的欲望也越来越大，于是她极力想把陈伯达赶走，在开会的时候时常对陈伯达拍桌子，还经常在毛泽东主席面前说陈伯达的坏话，久而久之，陈伯达觉得毛泽东主席这边靠不住了，后来才选择投靠了林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