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大妈”（Dama）作为一个新词被录入牛津词典，人们突然发现，中国社会中又多了一个特定群体。在大众传媒上，大妈通常被塑造成这样的形象：她们席卷国内外各大城市的广场，在诸如《最炫民族风》等的劲爆音乐声中翩翩起舞；她们出入国外的高档商场与国内的社区超市，以买打折鸡蛋的速度抢LV，也以买LV的热情挑选鸡蛋；她们出没于早晚高峰的公交车上，在上面择菜、抢座，与别人争吵……（7月20日《现代快报》）

仿佛一夜之间，国人被分成了两类人：正常的国人和“中国大妈”。甚至于“中国大妈”都成了词典里的专有名词。然而，问题在于，就算“中国大妈”可以作为一个群体或者说一类人而存在，那么，我们这个社会真得需要把她们污名化吗？是不是人人都站在道德高点上挥舞道德的大棒就可以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了呢？

在对“中国大妈”进行评判之前，我们先应该厘清几个问题：“中国大妈”是我们的亲人，比如，我的母亲也喜欢跳广场舞，事实上，亲人、朋友、邻居也多有被归列到“中国大妈”这个群体者；“中国大妈”跳广场舞，是在追求健康和快乐，这恐怕是当下城市白领最难以企及的一种生活状态了；不让“中国大妈”挤公交，难道你让她们重新学驾证吗？

“中国大妈”，是最没有话语权的群体。她们已经退休，没有占有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更没有占有媒体资源；她们多半文化程度不高，实际上那个年岁的人，没有几个有高文化的。因此，她们并没有在媒体中发声的机会，也没有为她们这个群体进行正名的机会。而“中国大妈”的污名化遭遇，也出现在10年前的80后以及现在的90后身上，被批为“堕落的一代”已经成为了过来人看年轻人的惯用眼光。

在行为模式上，中国大妈表现出了与所谓精英，完全相反的两条路径。最起码的表现有，“中国大妈”甚至都不会上网，至于用自媒体和社交软件，恐怕就更难了；在理财这事上，“大妈”也与年轻人有着不同的观念，买LV与买白菜也往往傻傻分不表；在艺术审美上，“中国大妈”基本从来不看电影，不知道什么是大片，不过，她们却是电视的忠实粉丝，她们不认为抗日剧和家庭剧恶心，她们喜欢看“话唠性”节目；在健身这事上，她们没有那么多的文艺范儿，相比于机械舞、现代舞、拉丁舞，她们喜欢台词和曲调都在小学水平的《最炫民族风》。除此之外，她们只追求实惠与快乐，她们赤裸裸地把年岁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

污名化“中国大妈”这样一个群体，其实也是在污名化我们的社会。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其间的各个群体都应该是彼此互相尊重并求同而存异的。如果哪一个群体的问题特别严重，只能说这个社会的某种资源，在对不同年龄群体进行分配时，产生了一些不均。比如，对于广场舞，我们似乎可以责问城市建设的人均广场面积、人均绿地面积是不是达到了西方国家的水平。

污名化“中国大妈”，不过是在掩饰当下社会的一些不完美之处，然后，把制度的问题、政府的责任与全体社会民众的道德问题，都具化到某一个无辜的群体身上。污名化之后，除了“中国大妈”之外的群体，似乎都可以高枕无忧安安稳稳地睡觉，政府部门也不需要对广场和绿地扩建了，其他人也不需要“每日三省吾身”了。因为，天塌下来，有恶名远洋的“中国大妈”顶着呢！

污名化一个群体，不是明智和理智的做法。这个社会中的种种问题的解决，都不需要把罪过强加到任何一个群体身上。而且，这样的社会情绪如果滋长起来，根据“污名不易消除”和“快速传染”等特性，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群体都有可能被污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