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知道，坏父母是祸害，他们的漠视、暴力或者强烈的控制欲会给孩子带来深深伤害，严重影响他们的人生。但最新研究却发现，注重给孩子营造幸福童年的“完美父母”也会使孩子成年后的生活陷入迷茫和阴郁。为什么？一位身为心理治疗师的母亲剖析了个中原因。

　　如果说我大学里确实学到了什么，那就是诗人菲利普·拉金言之有理：“他们害了你，你爸和你妈。虽然不是故意的，但他们的确害了你。”当时，我生下儿子不久，便重返学校修读临床心理学。脑中想着孩子，手头却还要准备论文，在这种情况下，我很容易留意到那些论述父母如何害了孩子的研究。当然，每个人都知道，麻辣老妈和慈爱的、家庭教师式的妈妈会培养出完全不同的孩子。但我们多数人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而在这个区间，很多事情一不小心就会做错。

　　作为一名妈妈，我很想做对。但是什么才是“对”呢？带着这个问题，我走进书店，立马眼花缭乱：布雷寿顿、斯波克、希尔斯，幼儿中心派、家长中心派、合作派……我到底该追随哪种理论？

　　好消息是，至少在英国著名儿科医生、儿童精神学家唐纳德·威尼康特看来，要养育出身心健康的孩子，你不必非得是完美妈咪。用他的话说，只须当一个“过得去的妈妈”就好了。不过，过去所有研究———从约翰·鲍比的依附理论到哈里·哈尔洛的猴子实验———都表明：如果不能正确理解你的孩子，错过了他们的敏感期，或者给予他们的爱太少，几十年后，他们就很可能会走进心理治疗诊所，坐在沙发上，靠着一盒纸巾，声泪俱下地回忆着妈妈对他做了什么，爸爸又没做到什么———每周50分钟，有时长达数年。而作为心理治疗医生，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重新当一回病人的父母，提供一种“矫正性的情感经验”，让他们不知不觉地将早期的被伤害感觉转移到我们身上，然后给出不同的回应———与他们童年时相比，更加调和、更具同情心的回应。

　　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然后我开始接待病人。

　　特殊的病人

　　我头几个病人几乎是教科书上的范本。当他们诉说不幸童年时，我毫不费力地就能将他们当时的委屈与后来成长的不顺联系起来。但是很快，我遇到了一个例外，这个姑娘20多岁，聪慧美貌，姑且称她为丽齐。丽齐有要好的朋友、亲密的家庭，以及———极度空虚的感觉。她告诉我，之所来咨询，是因为她“总是不高兴”。她说她有一对“棒极了”的父母，出色的兄弟姐妹，爱她的朋友，极佳的教育，很酷的工作，健康的身体，漂亮的房子。她的家族史上没有抑郁病人。但她老是失眠，犹疑不定，怕犯错误，无法坚持自己的选择，老认为自己不像父母一直评价的那样“惊人”，觉得“心中总有一个空洞”，为什么？

　　我被难住了。这个案例里没有漠不关心的父亲、求全责备的母亲和其他放任自流、爱贬低人、乱七八糟的照料者，问题出在哪里？

　　当我试图弄明白时，更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类似的病人越来越多。他们都是二三十岁，自述很忧郁、很焦虑，很难选择或专注于某个职业，有种空虚感或缺乏目标感———但他们的父母无可指摘。

　　恰恰相反，这些病人都说到他们是多么“崇拜”父母，说父母是自己在这世上“最好的朋友”，一直支持自己，甚至出钱让他们来接受心理治疗，这让他们既愧疚又困惑。毕竟，他们最大的抱怨就是无可抱怨！

　　起初我很怀疑这些人的陈述。童年一般都不完美，而且，如果他们的童年很完美，为何会如此迷茫？这跟我学过的知识是违背的。

　　但相处一段时间后，我开始相信他们并无粉饰或曲解。他们真的拥有极棒的父母：给他们“发现自己的自由”，鼓励他们做任何想做的事，接送他们上学放学，陪他们做作业，当他们在学校受欺凌或孤立时出手相助，在他们为数学发愁时及时请家教，看到他们对吉他表现出一丝兴趣就掏钱让他们上音乐课，在他们丧失兴趣时又宽容地允许他们退出，当他们违规时跟他们谈心，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惩罚。一句话，这些父母很“和谐”，尽量引导孩子顺利通过童年的种种考验和磨难。作为一个力不从心的妈妈，我常会坐下来听这些父母讲课，暗自奇怪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直到有一天，另一个问题浮现在我脑海：他们是否做得太多？

　　过度保护剥夺幸福感

　　在美国，育儿一直是个争议话题，种种理论多如繁星，争奇斗艳。不过，所有育儿法的根本目的是一样的：将孩子培养为有生产能力的、幸福的成年人。我的父母希望我幸福，我祖父母也希望我父母幸福。不过，近年来似乎出现了一些变化，人们对幸福的看法和定义不同了。

　　如今，光是幸福还不够，你得更幸福。对幸福的追求已经从“追求一般意义上的满足”变异为“你必须任何时候、各个方面都幸福”。“我是幸福，”格雷琴·鲁宾在畅销书《幸福工程》中写道：“但我还应该更幸福。”

　　那她到底应该幸福到什么程度？鲁宾也不确定。听上去她和我一些病人的情况完全一样：有很棒的父母，爱着“高大、黝黑、英俊”(而且富有)的丈夫，生了两个健康可爱的孩子，有一大帮朋友，在上东区买了豪宅，拥有耶鲁大学法学学位和成功的事业……尽管如此，鲁宾仍不满意，“似乎缺了点什么”。为了消解“忧郁、不安、低落和游移不定的内疚”，她开始了一段“幸福旅程”：列行动清单，每周一买3本新杂志，不断收拾衣橱。在付出整整一年努力之后，她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幸福反而减少了。”接着她揭示了所谓“成人的奥秘”：“幸福并不总让你感到幸福。”

　　现代社会学研究支持了她的说法。“幸福如果作为生活的副产品，是很棒的一个东西，”斯沃斯莫尔学院社会学教授巴里·施瓦兹说，“但把幸福作为目标来追求，只会导致灾难。”现代很多父母正是不懈地追求着这个目标，我和同事由此开始怀疑：会不会是父母在孩子小时过于保护他们，避免让他们不幸福，才剥夺了他们成年后的幸福感呢？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病医生保罗·波恩说，答案可能是肯定的。在临床实践中，波恩发现很多父母会尽一切可能避免孩子体验到哪怕一丁点的不适、焦虑或者失望。当孩子长大，面对正常的挫折，就以为事情严重出错了。他说：当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在公园里被石头绊到，刚刚倒地，一些父母就会飞扑过来，扶起孩子，开始安慰，此时孩子还没来得及哭呢。这事实上剥夺了孩子的安全感。如果你不让孩子体验那刹那间的混乱，给他(她)一点时间，让他(她)明白发生了什么(“噢，我跌倒了”)，让他(她)先跟那种挫折感搏斗，他(她)就不知道受挫是什么感觉，以后在生活中遇到麻烦时心中也没有底。这些孩子上大学时，会因为最小的麻烦发短信给父母求救。波恩说，多数情况下，孩子会自己应付得很好，但很多父母永远不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们在孩子不需要保护时过早伸出了援手。

　　这让我想到了自己。儿子四岁时，我一个朋友死于癌症，我当时第一想法是：不能告诉他。毕竟他都不知道她病了(有次他注意到她总戴着顶头巾，问我她是不是犹太教徒，我胆怯地说“不是，她就是喜欢头巾”。)我知道他可能会注意到我们不再去探望她了，但我读过的所有育儿书都说，得知亲友的死讯对于孩子来说太可怕了，所以，在不能撒谎的情况下，我只好给这个不幸的消息裹上一层保护衣，同时知道这层保护衣挡不住儿子那折磨人的“为什么”。

　　最终，我把真相告诉了儿子。他问了很多问题，但并未因为震惊而昏倒。总之，用波恩的话说，我对儿子的信任会让他更加信任我，并最终更有安全感。通过告知他这件事，我传达了一个信息：我相信他可以忍受悲伤和焦虑，而我会站在一旁帮助他。如果不告诉他，则传达了另外一种信息：我不认为他可以处理这种不适感。而这正是很多成人每天以各种方式向孩子传达的信息。

　　哈佛大学讲师、儿童心理学家丹·肯德隆表示，如果孩子不曾体验痛苦的感觉，就无法发展“心理上的免疫力”。“这就像身体免疫系统发育的过程，”他解释说，“你得让孩子接触病原体，不然身体不知如何对攻击作出反应。孩子也需要接触挫折、失败和斗争。所谓成长，就是学会适应不那么完美的情况，但父母常常代劳，剥夺了孩子对挫折作出即时反应的权利。”

　　洛杉矶临床心理师温迪·莫吉尔是美国多所大学的顾问。她告诉我，现在“茶杯”式新生越来越多———他们是如此脆弱，稍稍碰壁，就有可能碎掉。“父母出于好意，在其童年时替他们消化掉了很多忧虑，”莫吉尔评论说，“结果他们长大后不知如何面对挫折。”

　　无私与自私

　　这也许就是丽齐那样的病人最终会出现在心理医生面前的原因。“你可以拥有世界上最棒的父母，但人生中总要面对一些不如意，”洛杉矶家庭心理师杰夫·布卢姆说，“一个孩子应该体验正常的焦虑，才会有适应性。如果我们希望孩子长大后更加独立，就应该每天为他们将来的离开做好准备。”

　　但这个“如果”本身就是问题。布卢姆相信，我们中很多人并不真的希望孩子离开，因为我们依赖他们来填补自己生活的空洞。不错，我们在孩子身上付出了无数时间、精力和财富，但那是为了谁？“我们把自己和孩子的需要混淆了，并认为这是最佳育儿之道，”布卢姆说。 (责任编辑：冷得像风)